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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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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冯友兰（1895-1990）生在甲午战争的后一年，卒于文革结束以后十四年，改革开放以后十年。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他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30、40年代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的走向市场经济。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他的学术观点和他对孔子的评价也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作了许多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所谓"检讨"和"自我批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早期的批评可以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为代表。他将冯友兰比为五代的冯道，在看了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学习与错误》一文之后，张君劢"身发冷汗，真有所谓不知所云之感"，并严厉的责备冯友兰"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1
国内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这样的批评，可以王永江、陈启伟197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评梁效某顾问》为代表。在文中，除指出冯友兰对江青谗媚逢迎的丑态之外，并说明过去冯曾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最后则奉劝冯友兰："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2
1987年5月，已故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在台湾《当代》杂志发表《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一文，也是对冯氏在1949年之后未能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与立场而深致惋惜与责备3。
类似对冯友兰的批评文章散见各处，其结论大抵不出无耻逢迎。我在此丝毫无意为冯友兰许多令人齿冷的作为作任何辩护，我只想指出一点：即在论人时过分的"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
我在《胡适与冯友兰》一文中曾经指出4：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迫害真可以说是三千年来所未曾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的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这种要人做烈士的正义批评也正是戴东原所说的"以理杀人"5，五四时期所极欲打倒的"吃人的礼教"。一个有人味的社会是允许一个人有不做烈士的自由的。
二、哲学只是一种游戏和工具
今人论冯氏在文革期间的种种言行，大多不免是在道德或气节的层面上说他投机、无耻、苟且。但在冯友兰自己看来，这样的论断或许不免"拘于行迹"。
对冯友兰来说，哲学概念上的改变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冲突、斗争或挣扎，不如说只是一种游戏。这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略。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第81章《总结》之中，从中国哲学史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他藉着金岳霖的看法，来说明自己的一个概念6：
金岳霖在英国剑桥大学说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消息传回北京，哲学界都觉得很诧异，觉得这个提法太轻视哲学了。因为当时未见记录，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候的背景，也不知道这句话的上下文，所以对这个提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以为或许是金岳霖随便说的。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提法说出了一个哲学的一种真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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