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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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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今的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新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长成发育吸引了众多社会科学家的目光，把它放在历史长河和现实背景（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加以审视是一种客观的态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化的群体位序的确立和强大中产阶层的培育，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有利于向上流动，而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上升的通道，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宪政法治理念的确立，也就是每个个体的幸福和上升的通道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这是古今和中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我们渴望的宪政将有赖于公平价值的建立、对相关利益群体或者阶层的关顾和宪法制度的创新，因为中产阶层是法治民主的最坚定的保卫者，而宪政法治又能保卫保卫者。
在社会转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表征。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社会群体结构的雏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同时群体之间的位序已经在中国确立，这个位序的排列取决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谁的资源越多，谁的社会地位等级的排列次序就越高。现代化的群体位序的确立，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有利于向上流动，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上升的通道。[1]但是这个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要大力发展，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任务，解决农业人口转向现代产业的最终变革；通过职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使得多数人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间层，避免金字塔形的职业结构；通过普及高等教育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间层；通过严格的税收调节缓解贫富分化；以及建立能够覆盖社会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2]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宪政法治的构架。如何看待这种社会转型，便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只有把这些变化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才不至于在纷繁的表象面前变得迷惘而再次失去方向；同样只有把变化放在现实中、放在每个社会个体的日常悲欢中加以考察，我们才能在认清方向的同时更加清醒，而不至于走向虚妄：一百多年来，虽然历经曲折，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到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这一"历史之河"无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流淌，而且不可逆转；同样即使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每个个体的幸福和上升的通道仍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3]。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4]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5]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层"（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6]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这是建立全面小康社会之重心。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层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7]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8]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9]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层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层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这一"中产阶层"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在确认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层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层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10]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层的产生和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层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11]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层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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