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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
一、序言
日月如梭，转瞬已经是文革三十周年了。这场发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社会革命在这三十年中几经沧桑。自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给文革下了结论，文革便成了“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国内对文革的评价一面倒且不说，海外学术界对文革的评价也多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⑴。许多曾对文革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公开否定自己。有的甚至不惜作贱自己，且看下面二段文字：
“十五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昔这段离奇怪诞的恋爱闹剧，我们，包括我自己，应该如何反省呢？这场闹剧纯粹是天真无知与自我多情的结果，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一无是处，应该受到贵遣责与自责。我们在学术上太不严谨，太不成熟，太不诚实。”⑵
“学术界对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这些过去曾把它们理想化了的人。当然这种变化不仅限于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人再把毛思想当作一回事，大多数人认为文革是人类的一场灾难，甚至是历史的罪恶，近乎于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⑶
这种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对有些人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出版的各种“伤痕”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回忆录，如《革命之子》⑷，《自来红》⑸，《暴风雨之中》⑹，《上海生死情》⑺等，确实把文革描绘得很黑。EdwardFriedman认为这些作品“雄辩地证明毛主张推行的极端共产主义正把中国带向一条血腥的、灾难性的道路”。⑻
然而，在中国政治气候剧变后出版的这些回忆录式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构成彻底否定文革的可靠依据呢？即使这些伤痕文学描写的悲惨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们所代表也只中中国社会少数人的经历。正像我们不能以美国社会存在的暴力，犯罪和无家可归现象来否定整个美国社会，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没有理由不对文革作全面的研究考察，便让这些伤痕文学左右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不谨填，不全面地看问题，重蹈上面几位学者的复辙的事还会发生。况且这些伤痕文学描写的多是城市的情况。农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同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其它目睹者对文革的肯定报道呢？我们不必为文革中发生的怪异现象和罪恶辩护，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这些怪异现象和罪恶，而彻底否定文革取得各种社会进步。即使伤痕文学描写的都是事实，并不等于它们可以推翻另外一些事实。
邹谠(Tang Tsou)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压抑的时期⑼。然而对什么人最压抑？又是谁压抑谁？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提出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和普通民众打破了对社会名流和特权阶层的迷信，跟他们平起平坐地辩论。那些当权者高高在上惯了，自然要感到压抑。或许更使他们感到压抑的是，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他们一直鄙视的体力劳动。然而普通工农决不会感到压抑，他们能写大字报批评他们的上司，跟他们的上司辩论，为什么要感到压抑呢？当然文革中实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是有限度的。人们不能批评毛泽东和少数受他保护的人。然而这并不致于使文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压抑的时期。
文革是一场错综复杂的社会革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研究文革上发生见树不见林，或者见林不见树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本文讨论和是北方农村几个地方文革中的点滴经历和变迁，旨在说明文革中的许多其它的方面，值得研究，或者尚研究的不够。本文所用的部份材料是中国近几年来出版的方志，和八五年以来作者在农村进行的八次考察过程中，与二省四县十几个村子里的几百名农民交谈的材料⑽。同时作者在农村长大，偶尔也会夹有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毋庸质疑，这样的一个研究文章有很大的局限性，作者无意以点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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