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
|
一
九十年前，当历史开始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心脏地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西方侵略的群众运动。事变肇端於山东地区零星发生的民教冲突，从一八九九年起事态像脱僵的野马一样迅速发展，演变为一股席捲整个北中国的排外浪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明确的宗旨，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仇恨 —— 是仇恨将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组织为一支队伍；是仇恨引导他们拆除铁路，割断电线，焚毁教堂并包围使馆区；又是仇恨使得他们忘却恐惧，拿起冷兵器时代的武器抗击马克沁机枪和克虏伯缐膛炮装備的八国联军。在一八九九 —— 一九○○年运动高潮期间大量表现出来的癫狂行为是人类在饱受外部刺激、累积的敌对情绪超出心理抑制阀限（注一）情况下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引发这种反应的不是国与国之间纯粹的利害冲突，而是屈辱，一种深入人心灵的屈辱。祗有当尊严遭到最粗暴地践踏的时候，一个民族才会迸发出这样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
将义和团运动置於世界历史的背景前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产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注二） ¾ ¾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 —— 原来存在於 [文明世界]的国家关系的规范被规定为国际关系準则，作为这些规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学则提升为普遍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基础。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势力和影响空前膨胀，基督教民族对其文化和哲学的信心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传教士将他们的神奉为「唯一真神」，以一种不可抑制的热情反对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实业家和商人则是世俗的传教士，他们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奉为人类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带著同样的宗教狂热强迫其它民族接受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当所有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的时候，人格化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注三）也就扮演了热衷於使和它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师]的角色。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为西方国家将其意志强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替这种国家行为签发了一份「通行证」。对「文明国家」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使它们的权力欲不断得到满足的机制，而对非西方民族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一个使其每时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机制；越是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对这种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强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热情帮助基督教民族扩张势力和影响，在世界的范围确立了西方的统治；而当这种自信和热情发展到利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肆无忌惮地触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伤害这些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 —— 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激发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帜；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著以基督教民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
作为世界范围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桩在国际关系中由文化和哲学的对立引发国际冲突的典型个案。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探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义和团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义和团运动对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有什么启示。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源於三十年战争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十五世纪末之后，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始进入绝对主义时代。绝对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级君主制（注五），权力从分散的贵族那里集中到专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国家逐步演变为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各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给国际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领主的私人外交随着封建主的没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国家开始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登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伦敦、巴黎、华沙、马德里、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取代了中世纪星罗棋布的采邑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围绕著领土和权力，新兴的民族国家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斗争，力图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利益。一六一八 —— 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裹挟进去。战争的残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国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只有确立一个包括共同利益、规则和单一价值观的国家关系体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续受到损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 The Treaty of Westphalia）重新划分各国领土和德国各诸侯的领地，将武力作出的裁决以多边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三十年战争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催生婆，在战争的瓦砾堆上，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开始出现。根据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弗雷德里克·舒曼的研究，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主要包括：
1．相互承认拥有国家主权的国家。
2．以国际法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
3．根据[势力均衡]的政策谋求本国生存的国际社会是通过基督教结合起来的。（注六）
这一关系体的内容是由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政治现实 —— 几个势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长期对峙；共同利益要求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体制以避免永无止尽的国际冲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们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时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 —— 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时也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结合使得生产力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赋予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以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体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扩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这一调整各平权主体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这一秩序里，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源於西方哲学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是法律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 [众神之王]用[闪电霹雳]确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用[坚船巨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一进程始於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开始向外扩张之时，在十九世纪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最后完成。这样，历史的际会就将宰治世界的权力第一次交给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的国家，刚刚经过一场反对神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洗礼。在这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的节制精神被摈弃；古代社会的禁忌传统遭到彻底的破坏；禁锢千年的人欲从「所罗门铜瓶」（注七）中释放出来，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呼。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种子。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向全世界扩张，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和动荡的时代。
早在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前，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就出现了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下的邦国部族关系体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合体制。相传「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远近贡入赋棐」（注八）。「贡赋」这一象征着政治上臣属关系的经济义务的规定，标志着广大地域内的部落已经联结为围绕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共同体。纪元前十七 —— 十一世纪的商代是信史时代的开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个文明的曙光刚刚照亮天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邦国关系体系──「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属国的领土，由封君管辖；「内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职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辞」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东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记录，可与文献相佐证。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注一三），在邦国关系体系内部和商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纪的武王革命结束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实现了王朝嬗代。对时人来说，殷周交替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而且也是一场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大震荡 —— 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飞烟灭；古帝的血胤沦为下贱的奴隶（注一四）；伟大的邦国灭亡了，就像一片枯叶在瑟瑟秋风中陨落 —— 历史运动的「势」无情地嘲弄了人间的力量和人类视为永恒的价值。亲身经历鼎革巨变的人们无不为命运的无常所震怖。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运祚是由人格化的「天」决定的；「天高听卑」（注一五），根据世人的所作所为降下吉凶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运。继承商朝政治遗产的周人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态建设一个以「礼」为核心的邦国关系体系。周代（纪元前十一世纪至纪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级诸侯受封建国，拱卫王室，就像满天的星斗围绕着北极星作有规律的运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状熊下的国家关系体系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的。在这里，国家行为的动因不是无魇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测的主宰的畏懼；国际政治不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精密运算的高等数学，而是寻求宇宙和谐的艺术。当追逐土地、财富、权力的欲念澄静下来，对万物主宰的敬畏笼罩人心的时候，天地间便呈现出和谐、肃穆、庄严的美。这种美源于人类对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它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引导着在蛮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十四世纪后期明帝国（一三六八 —— 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随着理学运动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中国开始进入古代哲学全面复兴的时期。体现这一哲学的畿服制也在亚洲大陆东部的广大范围内重新建立起来。明清时期（一三六八 —— 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个层次：
1．朝廷直接管辖的行省。
2．臣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族自治政权。
3．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附属国。
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中国放弃了蒙古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它把建设一个合乎古代圣贤政治理想的和谐的宇宙秩序视为最大的利益。困扰民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废除，火器制造技术在它的故乡原地踏步 ——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从「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时候开始的。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到东亚大陆之前，中国领导下的国际社会维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础不是「势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热衷于使用力量的人们的手中；唯其如此，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在十九世纪前期的世界政治地图上，畿服制的疆域随着清帝国国力的衰退逐渐萎缩；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挟工业文明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缓缓西来，前锋直逼亚洲大陆东部。根植于人类对天人关系截然相反的认识的两个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时空的原野上发生激烈的碰撞。
|
|
|
|
| 【声明】本网站刊载的资料由网友提供分享 资料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表示本网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网友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姓名及出处。如有侵犯到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 |
|
|
|
|
 |
相关论文 |
 |
|
|
|
|
|
|
|
网友评论： |
|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 |
|
|
|
|
|
|
|
 |
早上8:30-下午5:30 |
 |
全国客服热线: 010-84639241 |
 |
客服QQ: 10015411 / 173799180 |
 |
客服Email: edufo@163.com |
| |
QQ交流群： 5379191 / 537155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