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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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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分析家们的热门话题，但是对经济全球化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似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少人认为，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才呈现出来的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其实，人们用来说明全球化发展水平的许多核心指标早在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经达到了，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某些方面只是刚刚恢复到当时的水平，有些方面甚至还不如从前。波拉尼曾经指出，十九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的。这所谓的四大支柱就是强权均势、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和自由的国家（政府）。 1 市场机制 在形成十九世纪文明过程中起了基础性的作用，而金本位制则创造条件使各主要国家的市场得以统一。其实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英国的超级经济强国的地位所形成的“霸权稳定状态”。如果说以上制度架构是那个时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的话，那么目前这一场来势迅猛的全球化浪潮是靠什么制度予以保证的呢？ 我们这里着重就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一 、集体行动的逻辑
战后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格局。在这个时期美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说这个作用主要指的是它在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世界经济秩序，无论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建立和维持它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且由于它具有一种“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建立和维持一种秩序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 2 这种努力所付出的成本能否收回并且是否还有经济利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服务的提供者控制局势的能力和愿望。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战后世界格局中所出现的这种一个国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局面，正是全局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已有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政府状态下的种种问题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加以形象地概括： “如果某一块地属于村镇共有，而村镇共同体中的某一成员突然在这一块地里放牧了比其他同乡多一倍的牲畜，那么，他给共同体每个成员所造成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假如村里有 100 户人家，每一户所受的损失为 1/99 ），然而他从中获得的利益却非常大（营业额增加了一倍）。人们本来可以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告知违章者不应该在牧场上放牧比别人多一倍的奶牛，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户的损失不过 1/99 ），而且这种做法代价太高（如果会议要开两个小时——这是最低限度的时间，如果每个人都发言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就要花 200 个小时，即相当于一个人五周的劳动时间）。” 3
这个例子是产权经济学家们用来说明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及其起源问题的，但是它的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对其略作修改和引伸，用来解释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是同样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是没有人愿意出头露面来维持秩序的。 4 其实，这样一种制度环境，无论是制止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还是采取正面措施增加公共福利，都会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比如，在上述情况下动员村民进行某项基本建设，以增强这块公地的生产力，也是十分不便的。根本原因是任何人对公益事业所做的贡献，其他人都可以利益均沾，即存在“免费搭车”现象。
产权学派对此开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建立私有产权制度。这无疑是一种选择。把整个公地分成若干小块，使每一小块都有明确的所有者，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的解决。但是这样的私有化，只是将经营公地的一部分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了。对那些可能同时对大家的利益产生影响的外部事件，仍然不会有人很积极的关心。土地是可以私有化的，但是真正的“公共物品”如社会秩序等，是无法实现私有化的。因此我们更需要一种在共同体中鼓励成员由于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为共同体做贡献的机制。这也是一种私有化借以起作用的机制。
设想另一种情况，土地没有分成小块实行私有化，而是保持公地的完整性，每个村民分得一定数量的股份。并且根据莫须有的理由，每个村民所分得的股份并不完全相同。 5 股权呈现相对集中的情况。 这种假设下的制度环境与上述那种典型的私有化有一个主要的区别。那就是，它更多地保留了制度和秩序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虽然都对这块土地拥有一部分所有权，但谁也不知道他所有的是整个这块地中的哪一个部分。这一点所造成的问题同没有股份化以前的情形大体相同。不同的是，股权相对集中，使所有村民对公地的关心程度和责任感也就起了变化。拥有较多股份的大户，由于他们从秩序中所得到的利益以及在秩序遭到破坏时他们所承担的损失都比别人更加明显，从而获得了维护和改善秩序的内在动力。卢梭在十八世纪提出的关于富人统治的逻辑，在这里仍有它的理论意义。他写道： “富人对自己财产的每一部分都是敏感的，要使富人受损失，那是极其容易的事；因此富人对自己的财产必须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总之，我们认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所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这才是比较合理的。” 6
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定其中一户拥有 20 ％的股份，其他 99 户共拥有 80 ％的股份。这时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了。如果一项维持秩序的工作需要花费 10 元钱，而它给社会给带来的总收益是 100 元，这在原来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村民进行这项工作，他最后收回的只有 1 元（每人只拥有 1 ％的份额），收益远远低于其成本。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考虑有人召集全体会议来协商成本的分摊和收益的分配，那样做的交易成本和先前是一样的昂贵。但现在有了股权集中的形势，情况就不同了。由这个大户出资提供这种秩序服务，虽然他并不能得到全部的收益（其中有 80 ％被“搭便车者”免费享有），但是他实际收益 20 元，也足以补偿其成本并且还有盈余。至于他能否以服务费或别的什么方式从其他村民那里收取一些补偿，那取决于他的谈判能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谈判费用。但无论如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财富的集中使原本无利可图的事情，现在变得有利可图了。这是克服集体行动中“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一个十分便捷的办法。
这种财富集中所产生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我们把它看作是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制度环境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美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长时期的世界警察的角色，甚至现在也仍在继续。我们通常把战后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从 GATT 到 WTO ），看作推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架构，美国在其中所起作用显然是无法取代的。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美国治天下的合理性来。罗伯特 . 基奥恩等人干脆将美国治天下的逻辑称为“霸权稳定论”。 7
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制度性服务，当然它也要追求一种回报，这种回报就是它所维持的秩序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国的利益。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这样的制度环境注定不会永久性地持续下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制度环境自身就存在着一种使自己失去其存在基础的破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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