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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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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国政坛上的“改革明星”，从他1988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经11年了。从1991年8·19事变后他实际主宰俄罗斯政局、同年年底苏联解体最终结束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而开创了叶利钦时代起，也已经8年有余。
如今他以病夫之躯，在国内问题成堆、声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走近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无论如何，“叶利钦时代”已经到了尾声，是做总结的时候了。
前言：破旧有力 立新乏术
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做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而是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笔者看来，俄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
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 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寡头的“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
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当然，说“立新“无术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立新“，否则在旧秩序不复存在时又完全没有新秩序，是天下大乱，俄罗斯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在世界历史上，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越难建立正常秩序。相比之下，单从应付”帝国后遗症“的角度看，应当说叶利钦时代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多民族之国，俄罗斯人又只占前苏不到一半的人口，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也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治下的8年中，苏联解体以和平方式进行，俄国基本保持稳定，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应该说并不容易。
在漫长的过渡期中，俄国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转轨比拟为从此岸驶向彼岸的一艘船，那么叶利钦这个掌舵人使船驶离了此岸，但没有到达彼岸。然而这艘船也没有掉头而返，更没有在风浪中倾覆，而且还在冒着风浪向彼岸行驶。
这样的局面，要说叶利钦”只破不立“是不对的，他”立新“无术，但毕竟还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罗斯没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与有效的权力制衡，但毕竟已经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有了强大而合法的反对派，有了“可以反对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平心而论，今日俄罗斯的民主与自由已不是有无的问题，而只是多少的问题。
俄国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更严重，但如下所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比政治转型更困难，这不仅与中国比，而且与中东欧诸国比也如此。因此叶利钦政权在经济问题上比政治问题上更被动，也不全是他的“错误”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存在着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西方国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经济，因此正式统计中反映的经济总量下降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显是高估了的。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从这两类数据看来，现在的俄罗斯似乎比1917年 2月的俄国还要糟糕，但俄国公众的一般情绪不仅没有那样的极端化与革命化，反而出现了“中派化”的局面。
再从体制上看，俄国并未建成有积累激励的产权制度与规范竞争的市场体系，但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建立了的。实际上，俄国的经济问题有相当成分是因政治不稳定所造成，并非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尤其在叶利钦时代的始末两端，经济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
因此，叶利钦最大的失策与其说在经济上，毋宁说还是在政治上。但从当前俄国公众情绪的“中派化”看，俄国政治混乱加剧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要叶利钦之后的权力过渡能按宪法程序完成，俄国政局的渐趋稳定是可以预期的，俄国经济的好转与发展（无论在体制更新方面还是在总量增长方面）也是极有可能的。
如今人们在评论俄国经济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评“休克疗法”与“激进改革” ，其实俄国经济问题远比“激进”、“渐进”这对范畴所能解释的复杂得多。但如果把问题简化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干预也有权利与义务两个方面。俄罗斯过渡时期国家“放权”中产生的问题能否简单地说成是过于“激进”，本身已可怀疑，而在国家义务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过于激进，而是过于缓慢。
8年来，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长期滞后于其他经济改革，国家包下来的福利负担并没有减轻多少，而国家可动员的资源却严重地萎缩，因此造成严重的财政－金融陷阱。而财政－金融危机正是俄国经济中的核心问题。然而俄国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税，国家包下来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难以改革，归根结底也还是政治条件决定的。
因此，今日的俄国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连环套，它有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两种可能。但从近来俄国政情的“中派化”与经济的稳定化看，良性循环的可能性更大。 叶利钦的两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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