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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工业化失败的三个原因：中心国家、王朝周期与日本崛起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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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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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作者的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一章。书稿的其他章为：政治路线与文化思想；反传统主义：民主与科学；反传统主义：奴隶史观；革命的现代化。
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界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为旗帜。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尽管持论的立场多有变化，但反传统话语的激烈性格始终如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２０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想的根须深植于１９世纪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层面，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历史因果。具体地说，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以１９世纪后期以来在原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框架内的现代化运动屡屡受挫——这一严峻的现实为前提的。可以设想，假如中国在１９世纪后期通过洋务运动，在同治中兴的景气中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富国强兵之梦，借此完成了中国近代史课题，即摆脱日益深重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之命运——犹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那么可以断言，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便不可能主导中国２０世纪思想文化的空间，正如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大致走了一条与传统相妥协与调和的道路那样。因此，中国自１９世纪后期以来政治经济层面现代化运动的连续挫败，便成为理解意识形态领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前提。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连续挫败，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中心国家
１、在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一个权力中心有能力扮演原先中央政府的角色：罗马教庭不过是罗马帝国的影子，查理曼大帝的统一则过于短命。在封建主义的欧洲中世纪，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由教会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所分割。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来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这是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表现），自治城市和商人阶级便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
中世纪后期，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开始崛起，商品经济也趋于繁荣。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一方面挑战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另一方面则着手翦灭境内众多封建领主的地方势力。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引人瞩目的是君主与商人阶级的联合：“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级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
统一的民族君主国为商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封建的地方自治政权的消灭为开辟统一的国内市场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由日益强大起来的民族君主国所资助的海外冒险事业，则为商人阶级获取了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以及源源不断的原料和人力（奴隶）资源。早期探险者们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家，但他们故乡那些弱小的自治城市是无力向他们提供海外冒险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扩张事业在使西欧收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政治利益：世界的财富源源流入西欧，使一个商人－资产阶级在教士、王权和贵族阶层之外迅速成长，并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近代政治民主和人权观念随之诞生。欧洲各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同期稍后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准备了社会政治的条件。商人－资产阶级曾经由王权所庇护，现在则反过来吃掉了王权。[2]
上述发生在中世纪末叶民族君主国内部的中央政权、封建领主和商人阶级三者间的政治斗争，在欧洲范围内，直到１９世纪才以商人－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唯一的统治阶级而告结束。然而，与此相类似的中央政府、地方封建政权和商人阶级的政治角逐，在中国历史上，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尽管结局在中国大相径庭。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之谈。简言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王朝，一方面是传统封建制彻底瓦解后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强权（先是秦，后是汉）与地方割据势力（先是战国群雄，后是同姓异姓诸王）之间长期的政治军事较量。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武帝进一步削弱封建诸侯王国，地方割据势力终被彻底清除，皇权－官僚阶级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宣告完成。与此同时，通过西汉中央政府实行的土贡制度、官办工业制度和禁榷制度等一系列“排富商大贾”的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亦遭致命打击。[3]就这样，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阶级不仅统一了政治权力，而且控制了社会绝大部分的经济剩余。
从战国到西汉，皇权－官僚阶级两面出击，在横扫封建割据势力的同时，也长期抑制了商品经济和商人阶级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皇权－官僚阶级之所以长期坚持抑商政策，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反过来，有关的意识形态偏见之所以能长期绵延不绝恰恰是由于这些政治经济因素在深层发挥着作用。简言之，在古代社会，商人阶级不仅聚敛钱财，富可敌国，而且跨地区、跨阶层，具有相当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他们在平时大量兼并土地，瓦解社会经济秩序，并腐蚀各级官员。而在历史危机时刻，商人阶级则可能脱颖而出，与皇权－官僚阶级争夺政权。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多次都有商人阶级（例如盐商）参与组织发动，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商人阶级在中央集权制度看来，无论是对其经济剩余的垄断，还是对其政治权力的控制，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皇权－官僚阶级要维系自身的统治，抑制商人阶级的成长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政治经济层面建立大一统格局之后，皇权－官僚阶级在同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则罢绌百家，确立了儒学的支配地位。因此，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长期分裂局面不同，经过中央政府、地方封建势力和商人阶级三方的上述角逐争斗，中国社会历史性地导向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这种极为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正是造就两千年辉煌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前提条件之一。强大的皇权－官僚阶级不仅垄断了社会全部政治权力和绝大部分经济剩余，而且垄断了意识形态话语，借此窒息了一次次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与此同时，它也成功地整合了全社会各种资源，从而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并抗击来自北方蛮族的持续不断的南下攻势，[4]维系着辽阔的强盛帝国，在它一次次解体之后成功地予以修复，使之避开了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分崩离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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