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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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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军队的特质
这一节将追溯印尼军队的成长历史，并对印尼军队的职业主义特征作一些具体的分析。独立前的印尼军队在二战前是荷兰在印尼统治的维护者，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是荷兰人训练的，在二战期间，日本人占领印尼后，又组织训练了一支印尼军队。二战后，两支军队融合，并支持争取独立运动，与二战后荷兰殖民势力试图卷土重来进行战斗。印尼军队既具有殖民者培训的军队的特征，又经历了革命军队所受过的洗。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军队是一种殖民者培训的军队和革命军队的混合型，其职业主义特征更加强烈，职业化水平更高，西方军队的管理与技术和日本军国主义精神以及日本军人素质构成了早期印尼军队的职业主义水准，同时，二者的异质使印尼军队形成了明显的宗派，最终导致了军队本身不得不为巩固 完整形象，加强内部控制而付出血的代价。
自葡萄牙有登上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尼便开始了殖民者统治时代，而印尼领土上的殖民者并没有一开始就将其统治本土化，殖民官员和军队都是由宗主国派遣。
但是，到了1830年，荷兰殖民统治者的“皇家荷兰印尼军团” （Royal Nethe rlands Indics Army （KNIL））开始征召和训练本地的印尼人。最初，KNIL中仅有37名印尼军官（1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扑哇人民的反殖起义让荷兰殖民者顿感鞭长莫及，利用本地人来镇压起义便是其被迫采取的策略，故此“皇家荷兰印尼军团”中的印尼军人及军官的比例大增。为了保证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的统治，荷兰印尼军团不得不对印尼军官进行提升，对军队进行训练。到了二十世纪，印尼群岛平安少事，荷兰印尼军团的扩展规模相应慢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占领印尼，印尼皇家荷兰军团除一少部分跨海到了澳洲组成了“皇家荷兰军团联队”之外，其他军队都被日本人击溃或者消灭掉。战后，逃到澳大利亚的荷兰军团联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收复印尼，荷兰殖民者因此也想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尼在取得独立后，于1950年7 月26日将荷兰皇家印尼军团解散了，此时军团总人数为65000 人，荷兰人被送回了欧洲的荷兰皇家军队，一小部人印尼军人被吸纳进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大部分印尼军人被遣散，后又结聚叛乱被镇压。（2 ）荷兰殖民者培训的军官部分地进入了印尼共和国军队，这部分军官除了掌握的技能是殖民宗主国传播的外，西方人的观念也逐渐渗入了他们的思维。
军官群中的第二个群体是由二战时期人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本军队占领印尼后，在印尼组了“祖国捍卫者志愿军（简称PETA）”。据统计，日本人为PETA培训了70中联队指挥官，200 名中队指挥官，另有连、排级军官2600多名。（3 ）众多日本人训练的军官后来在争取独立运动中支持民族主义者，当荷兰人想重新控制印尼继续其殖民统治时，这些军官们响应民族主义者们的号召，公然与荷兰殖民者进行武装对抗。当1945年日本人撤出印尼之后，印尼民族主义者宣布印尼独立，大多数PETA成员都加入了“新人民军”。（4 ）这些成员后来成了印度尼西亚军官群中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尼现任总统苏哈托。日本人训练的军官与荷兰人训练的军官除了在技能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外，日本军人更重视军队的整体性，等级性，日本军队素以纪律严，武士道精神著称，那么日本人训练的印尼军官不可能不具有某种日本军人的特质。
同时，从五十年代初，印尼军方派遣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到其他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方面。美国、英国、前苏联，波兰和埃及都为印尼培训过军官，前后共培训了五百多人。（5 ）这些人员回国后对提高印尼军队的军事技能水平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对军队内部控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加剧了印尼军队内部的宗派主义。
总之，1965年军事政变之前的印尼军队有如下一些特点：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经过外国军事机构的培训，军队的技能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军队本身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荷兰人训练的军官与日本人训练的军官由于培训者本身就属两种不同的背景，产生彼此不能相融在所难免，独立后派出受训的军官更加剧了军队内部控制的难度。在这一时期，职业主义的控制与技能两个变量呈相互制约状态。军队内的宗派主义严重，军队对政府的期望值增加，指望政府能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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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5 ） John J.Johnso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ti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62.P.187 ，P.188 ，P.191 ，P.190
（4 ） Michael. R.J.Uatikiotis，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Roatledge.London.N.Y.1993.P.35
军队内部的宗派裂阆，如果军队对政府的能力失去信心，内部分歧只得靠自己解决，因此军队中的某个派别肯定会冒天下之大不讳， “挟天子而令诸候”或者“点检天子”直接对其他派别进行弹压，最终完成军队内部控制统一协调。不过，这是一种危险的选择，胜则王候，败则寇，派别势力旗鼓相当，其结果便是两败俱伤或军阀割据了。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局面是一个极好的反面例证。
印度尼西亚军队在1965年之前的特点决定了军事政变发生的必然性。政府与军队之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权威与服从权威的关系。早在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在1946至1947年间，军队一直孤立作战，没有中央统一指挥，军事行动常常与政府的外交谈判相抵触”（1 ）。取得独立后苏加诺总统又不能驾驮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军官们常常把他们自己视为创立新政权的重要因素。军队自认为不仅是印尼共和国的行政代理，而且还是这个合营实体的股票持有人。在1950－1952 年间的发展仅加强了军队对这些“管理”合营实华的政客们的能力的不信任。（2 ）1952年的“十月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1952年 10月，军委会纳斯汀上校和国防部的一些主要官员想借用国家预算紧缩之机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的职业化水平。这样，过去一批从游击队转为国民军的军人便会遭到裁减。军队对这一计划予以强烈反对，苏加诺总统也反对这一裁判计划。当时唯一能阻止这一计划的办法便是让议会通过对国防部及相关机构的不信任案。十月十七日晨，几千人上街游行示威，坦克和军车将枪炮对准总统府，要求总统解散议会。后经苏加诺富有魅力的演说后，人员才渐退。随后各地方驻军首脑集体拜会总统，再次将政治不稳定归罪于议会，要求总统解散议会。苏加诺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事件是军队与政府关系恶化的起点。
其次，军队内部分裂严重，军队的整体形象不完整。前面已追溯过，印尼国民军军官有三个不同的来源，彼此受训的背景不同，军官们主倡的意识形态也不同。“十月”事件之后，主张“职业化”的军官与提倡“勇敢精神”的军官的分裂明朗化。
军队的统一性受到严重威胁。继纳斯汀之后于1 952 年担任军委领导的班邦。苏根上校在1952年2 月组织了一个由289 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意在重建军队的整体性。
与会军官们在十分动情的气氛中参拜了苏底曼将军和乌里普中将的坟陵，这二位是他们在革命时期的领导，最后还发表了一纸祭文： “我们不能用一个自由、安全、富裕和平的印度尼西亚来慰藉你们的英灵。我们只能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沿着你们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牺牲精神指引的道路前进，并将珍惜你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3 ）很明显，与会者羞于陈表独立五年后的发展状况。后来与会军官又签署了一份神圣的保证书，保证维护军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这便是“达加宪章”。然而，“达加宪章”并不能保证军队的统一与团结，在1958年，原属印尼荷兰皇家军团的军人在克里布开始了1958 年至19 62 年的内战。内战之后，原荷兰人训练的军人的影响被大大削弱。军队内的宗派分歧只剩原日本人训练的右翼陆军集团，苏哈托为主要次之一，以及独立后在欧、美和共产党国家培训的空、海军集团，而后者的势力较陆军弱小且分散。这无庸轩疑地决定了军队整合最终会由右翼陆军来完成。
1965年，印尼部分军人试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新政权，然而政变流产，苏哈托弹压了政变，并控制了政权。这样，军队与政府已恶化了的关系，和印尼军队内部的分裂终因苏哈托政权，军人政府执政而告一段落。苏哈托军人政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在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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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John J.Johnson.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206，P.209
（2 ）Ibid.P206-207
基本上以极端的方式理顺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实行了军队的内部统一和团结，更主要的是，军队本身的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组织来推动和发展经济，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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