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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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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和APEC上海峰会以后，中美关系似乎有所缓和。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后急需在全世界建立反恐怖主义统一战线，也急需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布什政府把同中国的分歧和矛盾暂时放在一边，而着力强调两国间的一致之处和积极方面。例如，布什在上海峰会期间赞扬江泽民“值此危难时刻毫不犹豫、毫无疑虑地同美国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在我们反对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同美国人民并肩而立”；此外，这位曾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总统还表示要寻求同中国“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关系。
然而，如果因此以为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成为鲍威尔国务卿描述的“很好的”“友好关系”，就未免有点高兴得太早了。9月21日，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支持和理解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的要求做出善意回应、减少对台湾的支持，鲍威尔答称，在反恐问题上绝对没有对等交换的可能，意指美国反恐统战不与对台政策挂钩。[1]无独有偶，布什在上海与江泽民召开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也公开表示，反恐斗争“绝不能成为迫害少数民族的借口”。据路透社记者的注释，这“显然是指中国对新疆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镇压”。[2]这就是说，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反恐战争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却未能换取美国停止对台独分子和疆独分子的支持。事实上，中美关系仍然危机四伏、前途未卜。
我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大可不必跟着美国的笛声起舞，不必因美国政要的一、两句话而欢欣鼓舞或垂头丧气，也不必因突发事件而沾沾自喜或惊惶失措。要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分析提高一个档次，就必须学会透过表象去看深层的东西，从“事件导向”走向“潮流导向”以至“结构导向”。在国际政治中，影响事态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就是国际体系内国家实力的分布。根据国际结构的性质，我们可以确定国际体系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及国家外部行为（即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大致发展趋势（或变化范围），但并不能精确预见它们的具体动向。一国外交政策的具体动向往往是在国际结构的制约下，由国内外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的社会政治潮流的合力作用形成的。因此把握一国外交政策具体动向的关键在于了解这些潮流消长互动的态势。
国际结构对中美关系的制约
冷战后的国际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也就是从两极均势变为单极独霸。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双重的消极影响。首先，一个世界有单极的结构，就肯定有独霸的秩序。美国霸权秩序要求世界各国认同、接受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和资本主义在内的美国意识形态，而共产党执政、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伐异”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霸权秩序要求各国在国际事务中事事听从美国的安排，遵从美国订立的规则，而这又是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中国所无法接受的。在这样的秩序下，中美两国利益必然冲突、关系势必紧张。中国既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邓小平所说的西方在冷战后发动的“另外两场冷战”中都是首当其冲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被美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及其世界秩序的潜在挑战，并经常被夸大为“中国威胁”加以防范。只要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存在，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其二、国际结构的改变彻底瓦解了原先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想当年，前苏联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把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死敌逼上了合作之路。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了，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两国的“平行”战略利益象一个强磁场，能化解或压抑两国关系中几乎所有矛盾，那么这个磁场一旦消失，所有矛盾就都被激活、释放出来，中美关系之颓势也就非人力所能挽回。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莫过于其物质基础，也就是国家利益关系和实力对比，这才是坚实可靠的分析依据。相对于国家根本利益而言，其他种种如领导人的意图、执政党的方针，社会思潮的倾向，都是次要的、从属的因素。如果对中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变化置之不理，一味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以为单凭决策者的意向和努力就能使已经失去根基的中美关系恢复到“战略伙伴关系”，那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唯意志论的表现。
十年来中美关系走的是下坡路，这是由冷战后的国际结构所决定的，在国际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这一总体趋势将会持续下去。然而中美关系究竟会恶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在已经下降的低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甚至降中有升，出现一时的缓和、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而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就必须了解在幕后争相影响这一政策的美国外交思潮和政治力量消长互动的态势。
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军对垒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思潮中主要的两支是所谓的“接触派”和“遏制派”。“接触派”主要由国际主义（相对于孤立主义）自由派和有商业利益背景的保守派构成，这两股在美国政治光谱上遥相对立的势力在对华政策共识下成了奇怪的同路人。这两派对华主张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中美实力对比较为客观的估计，即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在相当一段时期不会构成对美国的挑战或威胁。它们随后从各自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出了应当加强同中国接触、往来而不应对其孤立、遏制的结论。自由派尽管也强调意识形态，但它拒绝从僵化的教条出发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看成是美国必然的敌人。许多自由派人士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行务实政策，使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不再是 不可调和了。他们正是想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不仅是友好往来也包括斗争、施压）在中国国内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任何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缺少了中国都是不完整的，因此想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往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中国接受这一体制的规则束缚，“学习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由此加强和完善“美国治下的和平盛世”（Pax Americana）。另一方面，保守派对“改造中国”并不那么积极，但对巨大商业利益的强烈兴趣使他们竭力支持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并为此同中国全面缓和。他们也相信经济发展最终会使中国向西方靠拢，但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美国安全的信心建立在保持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上。
在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李侃如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的推动下，"接触派”的主张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占据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在此期间中美关系风波不少，尤其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以及美国政府制造李文和所谓“中国间谍案”等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事件，克林顿政府毕竟还是协同促成了两国首脑互访和中国人世双边协议等积极进展，克林顿本人还在上海公开申明美国对台湾的“三不”立场，体现出“接触政策”对中国既打又拉，既施加压力又避免让关系破裂的两手策略。然而，克林顿政府对中国软硬兼施的“接触政策”却激怒了主张对中国强硬的“遏制派”，他们以向克林顿政府及其“接触政策”发难为开端，在美国外交决策圈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并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养虎遗患”，企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及至布什上台后，他们更是感到美国政坛的“风水”转到了他们一边，于是变本加厉地鼓吹对华全面遏制的政策，还不断攻击布什政府中的温和派人士，对行政当局频频施压，竭力要把美国对华政策纳入他们制定的强硬轨道。如今这股反华逆流方兴未艾、来势凶猛，对中美关系构成极大的威胁，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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