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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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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专制政治威慑、镇服社会和国民是因，国民劣根性是果。也就是说，所谓国民劣根性在实际上是专制政治为方便其统治需要所造成的既定现实。如果取消了专制的迫害和压抑之因，国民劣根性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非文化的观照能够揭示产生国民劣根性的动力根源和结构关系，免除了倒果为因、认果为因或就果论果的倾向。五四以来，人们从文化上观照国民性深刻地阐明了其产生的某些社会学因素，但这需要发展。
五四以前人们眼中的国民性
魏晋之际，著名文人嵇康性格耿介，中心褊急，“每非孔孟而薄汤武”，因此被司马氏杀戮。同时代的阮籍也生性疏放，为避杀身之祸，只好故意“口谈玄远，都不关人事”，才没有遭到身首分离的祸害。唐代大诗人李白“敏捷诗千首”，却因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不合流俗的才性，而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相传宋代的苏洵写了一篇《辨奸论》文，暗指王安石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合人情，料定他必为罔君误国的“大奸慝”。到大明万历时代，哲学家李贽童心未泯，为名教不容，遭锦衣卫逮捕，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只得在厂狱自裁了结生命。……类似的例子史不绝书。这些至少在一个方面提示人们注意到，中国法力无边的政治权力从来不容许任何人有自己的独特性格。政治权力意志要随心所欲地令个人的性格屈从其统治。国民性——民族性格的普遍形态，当然不象嵇康、阮籍等人那样耿介拔俗，但国民性格的普遍性正由于适应了专制权力意志的需要，才造成它劣根性情状的稳态。
探索国民性，早在五四以前就有人着手进行了。他们采取的是非文化的方法。这里不妨抄录几段当时的文字以作参照：今者我国之人民，果处何等之位置乎？泯泯昏昏，蠢如鹿豕；知书识字者千不得一，明理达时者万不得一。家庭之中无礼教，乡里之中无团体，郡县之中视同秦越，省界一分，尔虞我诈。以如是之国民，而与之莫大之权，使之与闻国事，是何异使蚊负山、虻距海也。（觉民《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第十期，1906年）
奴隶非生而奴隶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千年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谬种流传，演成根性。有此根性，而凡一举一动，遂无不露其奴颜隶面之丑态，且以此丑态为美观，为荣誉，加意修饰之，富贵福泽，一生享用不尽。于是奴隶遂成为一最普遍、最高尚之科学，人人趋之，人人难几之（难以到达符合统治意志的状态）。趋向既日盛一日，而根性乃日牢一日。至于近顷，奴隶成为万古不磨之铁案，无从推翻，遂组织一庞大无外之奴隶国。
胎孕既久，而奴隶二字，遂成吾国人一般之公脑，驯服数千年来专制政体之下，相率而不敢动。每当承平既久，民气恬静之时代，乃实奴隶入神炉火纯青之时代也。易姓之交，天下扰扰，而奴隶失其主人，亦时骚动而不自安，是为奴隶之变相。时又有独夫民贼者出，复收此奴隶而聚于一圈。夫奴隶亦何常之有，彼一主人，此亦一主人也。
吾闻官场中有口诀曰：多磕头，少讲话。社会中有恒言曰：头上要捶得三把糯草。又曰：不倾粪在我头上，我总不动。（二者皆楚语）嘻！其出自士大夫之口如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举国之人，皆奉此口诀、此恒言而实行之，何忧乎奴隶出产之不旺。
卢骚曰：祖若父既甘为奴隶而不悔，又欲强其子孙联袂而奴隶也。直欲以奴隶世其家，而百年无以自拔矣。奴隶教育，得毋东西一致乎！故通俗于儿童学语之初，即告以奴隶之口号。扶立之顷，即授以奴隶之跪拜。借口于佩觿佩鲽之训，而赠以奴隶之徽号。不曰金玉满堂，则曰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号跪拜徽章，牢印于脑膜而不能去。未几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时而扑责，时而唾骂，务使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感情，无一毫之竞争心，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格。
而中国人之奉宗教者，多在妇孺无知及下流社会之一部。而所奉又或涉及户灶蛙蛇之类。其野蛮迷信，为数虽众，而只日见堕落，何足言转移社会之事。转移社会，学派殆其重心。……收买奴隶者，申韩商鞅惨核寡恩等学派代表之。贩卖奴隶者，老子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之学派代表之。（均见《箴奴隶》。《国民日日报》1903年）
“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之矣。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四曰无崇高之目的。”（梁启超《中国人之缺点》，《新民丛报》1904年）
另外，梁启超还在《新民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国道德之大原》《呵旁观者文》等文章里，详细论述了国民性各方面的表现，兹不录。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汲汲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事业。他们对国民性的着眼点大多同政治社会问题有更为密切的联系，采用非文化的视角，很深刻地触及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政治、社会的功能动力的作用层面。特别是《箴奴隶》一文，从历史、风俗、教育、学派四方面揭示国民的奴隶性根源，确实是要言不烦、振聋发聩的棒喝。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专制权力的牢固控制。这一社会中的人，更为政治的强力所牢笼，不得独立，不得自由。其精神性格心理习惯——所谓国民性也因此被揉制得具有“奴隶” 的性质。这样的分析的认识，具体而实在，为我们今天在更为广阔深厚的基础上剖析国民性指明了非文化观照的多元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不但多方面分析了国民性的状态，还提出他疗救国民性的病症的办法。他还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里详细讨论了国民性产生的政治动力。他认为专制君主通过对其臣民施行驯之之术、餂之之术、役之之术、监之之术，用奴化教育消除个体人类的主体意识及主体行为，用爵禄官位以羁縻天下；天下的服从合成专制权力的动力，专制权力进一步转换为对社会的强制，国民性的奴性就从这里产生。对于政治强权影响国民性格的形成问题，梁启超在《新民说》里特别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确立，倡导一种反因袭、反流俗、坚韧不拔、特立不移的人格精神加以消除，可以说是铲除国民劣根性的对症良药。
如果说历史上嵇康等人的个人性格遭到了政治强力的侵害，那梁启超和他的同辈们对国民性的非文化考察就是要为重铸国民性斩断强权政治系在国民个人身上的链条，使国民个人得以自由地发展，国民性也因国民有完整的主体人格而自在地形成。这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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