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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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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20世纪之交，他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处在时代的潮头（如在取得秀才后却绝意于功名、18岁时竟写出"使人感到惊异"1的《扬子江形势论略》等），他本可以走"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却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然而，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转变都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问题是如何才能求得对"合理性"的合理解读。本文将着重试探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来源及其对文化观念的选择。
一、 青少年陈独秀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2这是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在为盛宣怀作传时确立的一个根本的视点，它说明了人的生活舞台对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以此作为考察陈独秀的视点也未尝不可。
在时间上，至陈独秀出生，洋务运动进行了近20年。其间，"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 3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陈独秀青少年成长的时期。其间，中外冲突主要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时期，陈独秀还是一个儿童，战场主要在东南沿海及华南，远离安徽。当时资讯尚不发达，这场战争对五六岁的陈独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则不然，因撮尔小国日本大胜我泱泱中华帝国，梁启超称其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且讲求新法杂遝然矣。"41894年一位名叫"朱照"的从安徽来南京赶考的廪生上书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自五、六月来，念天下事深切杞忧，或中夜中坐起，或对食忘餐。审计深算，极心思之力，以求中国自强之策，而九重高远，未由上闻，诸王公大人前亦怀欲陈之而未得路，于是稿成而复毁者数四。"5朱氏的所为反映了甲午之役对中国社会冲击的程度。
时年已15岁的陈独秀，在大哥的严督之下学作八股文、读《昭明文选》。虽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甲午一役对陈独秀的刺激，"力求简短"的《实庵自传》对此也未明言，但陈独秀在他处曾说："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6陈氏可算是"中等社会"里一个"稍有知识者"，对甲午一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以推论，甲午一役是陈氏平生以来首次感受到国耻的刺激。此后，历史便进入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7，而陈独秀也正是在这时面临着"康党"与"举人"的重大抉择。
空间上，在中国的文化图谱上沿海与内地自16世纪就开始出现反差。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8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绝大多数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区，因受域外思想及国家蒙耻的刺激，沿海地区走出了一批"另辟蹊径"革新家，如容闳、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等，他们均未执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而在半途甚至一开始就"离经叛道"。
陈独秀的家乡--地处长江下游的安庆，大至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区。安庆不仅曾是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活动的"老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安庆，同年秋冬之交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军火工厂。次年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一艘小火轮在波浪翻滚的安庆江面试航成功9。国产轮船鸣响的第一声汽笛就是从此发出的。
在陈独秀看来，与邻省的南京相比，安庆不过是"山城小市"，但安庆毕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捷，信息较内地城市要畅通得多，安庆人对"西方的冲击"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而此间正是陈独秀开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时。
二、从《扬子江形势论略》看陈独秀与《时务报》的关系
《扬子江形势论略》是1897年底陈独秀撰写并印发的文章，也是迄今所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作品。（据说同期他还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并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三篇文章都与长江筹防有关。参见任建树著《陈独秀传》，待考）18岁的陈独秀就此主题写点文字并不奇怪，前面提到的那位上书张之洞的皖籍青年实际上与陈独秀属同一类型的人。奇怪的是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并不是泛泛地谈论变法救亡，而是倾其才智于长江筹防，俨然一位胸怀韬略、又富有实战经验的大将军。陈独秀在《扬子江形势论略》结尾处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满蒙，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10
这段文字的确令人称奇，因为他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列强的对华政策竟了如指掌。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文中他对长江流域地理与军事的谙熟程度。只有7000余字的《论略》却能"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18岁的陈独秀最远也只到过一次南京，且先前未上过新式学堂，能作如此鸿文，的确使人感到"惊异"。
《论略》中的材料到底从何处获得的呢？作者并没有像今人写论文那样提供确切的出处，只是含糊地讲了一句"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只字未提其早年的这一杰作。这样"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成了"破译"该案的重要线索。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1897年夏天赴南京赶考到写得特别详细。在考场上，陈独秀对那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看呆了一两个钟头"，由此引发了许多联想。"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行动。"12陈独秀在回忆这一幕时几乎有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这是个人的回忆资料而对其价值打扣。
陈独秀的这段自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他已经是《时务报》的读者，正是因为先前阅读《时务报》，才使他在那"一两个钟头"里"改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问题是他是怎样读到《时务报》的，《时务报》对他产生了那些影响。
首先，考察陈独秀能否读到《时务报》，答案是肯定的。翻开《时务报》，在封底该报代销点的名册上"安庆"二字赫然在目。在安庆电报局、藩经厅署内吴韦斋、姚家口江友馥和支应局（该局为清末非正式的财务机构，各督抚用以就地筹款，以应付特殊用途。）4处均为《时务报》的代销点。安徽全省共有《时务报》的代销点9处。据该报第50册（农历1897年底出版）公布的统计资料，安徽全省共代销《时务报》25628册13。
陈独秀在《新青年》时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14又，"康门诸贤，……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吾辈后生小子，……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15
读了梁启超的文字，便有"茅塞顿开"、"昨非而今是"之感，这不独是陈独秀，在世纪之交，新潮的青年人概莫能外。其间对陈独秀产生影响的莫过于梁启超在《时务报》初期所作的《变法通议》。《变法通议》作为一组系列文章，大部内容是讨论变革中国的教育制度，相关的文章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等。梁启超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6"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17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梁氏在文中条分缕析，深刻揭露，这为陈独秀在南京科场上的异动打下了思想基础，所以说，陈氏的"异动"也是合理的。
不宁惟是，当绝意于举业的陈独秀从南京回到安庆后，自然面临着人生之路的选择：今后干什么？从时间上来推论，正是在1897年下半年他将精力投入到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的资料搜集、写作及刊印上。
陈独秀所写作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也与《时务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披阅《时务报》，可发现1897年上半年《时务报》连载两篇文章。一是《扬子江筹防刍议》（第21-22、24-26册连载），二是《查阅沿江炮台禀》（第28-30册连载），两篇文章的作者均为德国人，其身份大概是两江总督聘请的军事顾问，他们奉两江总督之命，在1896年对从吴淞口至南京沿江进行实地考察后写成此类考察报告，内容当然非常详尽。将《时务报》上的这两篇文章与陈独秀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对照，不难发现，陈著中的不少材料、尤其是有关长江防务的方案是参考了《时务报》上的文字。
以上考证，不只是为了揭示了《扬子江形势论略》的资料来源，更不是要得出陈独秀作《扬子江形势论略》不过是借用了他人的材料，而是要说明的确是《时务报》"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行动"。1897年前后，当同龄人还在穷经皓首地捧读四书五经的时候，陈独秀却成了康、梁的信徒。（确切地说是梁启超的信徒，因为《时务报》上并没有康有为文字。）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在成为梁启超的信徒后，不只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为国运民瘼献计献策，并将自己的主张刻印散发，广泛传播，以唤起国人救亡意识。陈独秀作为传媒人的生涯实际上可追溯到此时。此种行为方式也是仿效了他所推崇的梁启超。
不仅如此，在20世纪前后约10年的"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梁启超对陈独秀的影响仍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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