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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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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民众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方面是真情实意的流露，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使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外交谈判的民意后盾，而对于一个统治合法性不足的政权来说，当外交妥协不可避免时，又难免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学术与宣传的脱节由来已久，这是造成非理性的恐外、仇外情绪的主要原因。
1972年，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接着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并不知道"打倒美帝"是放空炮，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与美国"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在中美关系良好的时候，邓小平制定了"和平与发展"（以下简称"和平发展"）的外交新思维。到1989年11月，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他又对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如果不是依据外交实践而是依赖领袖语录来进行理论探讨，"和平发展"的肯定论者与否定论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为了帮助国民养成健康、理性的外交心态，理论工作者应当全面总结中国的外交实践，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本着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在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外交哲学与外交战略。
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与壮大自己
五十年来，中国正统的外交理论一直奉列宁的"战争与革命"时代观为主要指导思想。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20世纪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理论构建于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曾依此鼓吹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包括向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当时他们认为，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弱小的苏维埃政权，若没有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支持，就必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所扼杀。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理论的剪裁。1921年俄国大旱，数千万人濒临绝境。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没有乘机将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中,反而慷慨送来了粮食援助。美国商务部长兼救济署长赫伯特·胡佛在两个先决条件--释放被关押的七名美国人和美方救济人员在分配救济物资时不受干预--被满足后，与苏俄方面签订了里加协定。美国救济署依照协定运去了七十万吨以粮食和药品为主的物资，光物资发放站就有15000个，共花费了6千万美元，除了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红十字会、联邦教会理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在这次行动中，至少有一千万以上的俄国人（多数是儿童）因为美援而获救。[1]事实教育了列宁，使他认识到存在着新生苏维埃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事实上，在德国、匈牙利革命失败和红军兵败华沙城下后，"战争与革命"的外交战略便被"和平共处"取而代之。列宁的新外交方针为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准备了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时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为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学理性的解释。新经济政策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在历史上不乏先例。而要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学说。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依据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1946年8月，他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在回答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说：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947年1月，陆定一发表《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后来陆定一曾说，这篇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泽东的，只是由他代笔，文章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实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也不是在苏美之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进而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共处外交思想，苏联并不主动寻求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战争，但却通过与希特勒缔结密约，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后，苏联自己也成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斯大林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雅尔塔体系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从总体上说，雅尔塔体系制约了美国与苏联在产生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处理。因此，二战后特别是冷战时期，在东西方的紧张对峙包括局部战场上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冷战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冲突主要发生在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上。
冷战的直接起因是希腊内战和中国内战。根据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妥协（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希腊共产党在内战中失败后，斯大林在西线基本上满足于消化二战中的战利品，巩固在东欧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线，他则加紧了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一方面，苏联外交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因此他乐于见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向亚洲转移；另一方面，中共的崛起在苏美之间构筑了战略屏障，他可以通过代理人战争削弱美国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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