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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对象、目的、功能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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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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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5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学界开创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后，中国政治学界在80年代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尝试。1987、1994年相继两次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章、译著、专著不断问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以天津师范大学的徐大同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自90年代后期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过，虽都是政治文化研究，而且在专业术语和一些概念上不无彼此沿用之处，但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内容上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另辟奚径的独创，中国主流学者似有意要使这一研究与国际通行的政治学研究规范分道扬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不同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入手，力图透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并从中引出有益于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某些启示。
一 全球战略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一般地说，任何政治问题的研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即便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时代、一定社会人群的政治需要。这既是古往今来政治研究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当今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直接原因。
政治文化研究最初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时期正是二战后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战略的时期。然而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出于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的决策需要，就提出了研究异国文化的要求，并委托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日本是否会投降，以及美国如何管制日本两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访谈调查和书刊、电影资料等实证研究，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致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事实证明，战后美国政府的决策与她的见解是相一致的。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报告整理成《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出版。该书对50年代后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
此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遏止政策的出台，杜鲁门政府全面修改美国战时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反共为特征、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冷战的严酷事实，不仅给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世界带来新的不安，而且使美国国内的保守反共势力异常活跃，50年代出现了以迫害进步人士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举国上下的“恐共症”。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许多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大部分都未获成功，反而出现了一系列军人独裁政权。为了顺利地推行全球战略，美国政府急需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传统、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急需政治学研究人员提供这方面详实的研究报告。
为此，从1952年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的倡导之下，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展开了对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他们纷纷走出书斋进入实际政治研究的天地，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更多的是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民众心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详实的资料，为美国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对美、英、法、意的若干名前共产党员进行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的感召力》（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1954）一书；派伊（Lician W. Pye）与阿尔蒙德合作，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采访华裔共产党人。由此引发了他日后对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进一步探索的兴趣。(2)1953年的一天，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行为委员会在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的本部召开会议，邀请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派伊和其他学者座谈对发展中国家的观感，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美国政治学学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立。(3)
通过这种比较政治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怀疑40—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力观念。这种观念把权力概念等同于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的货币概念，是政治学领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概念；认为权力现象本身存在着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从战前美国传统政治学，到战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开创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政治发展理论的提倡者亨廷顿（Sumuel P. Huntington）都持相同的见解。然而，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阿尔蒙德、派伊等人却发现，由于对权力的特殊情感、态度和认知程度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政治行为是极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并不是从古至今到处同一的。研究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4)
1956年，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比较政治制度”的论文，第一次明确地对“政治文化”概念、方法给予界定和说明，使比较政治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研究领域。
此后，以阿尔蒙德为首的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具体课题，并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手段引入这一领域，如：1957年开始的由阿尔蒙德、乌尔巴主持的对英、美、德、意、墨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这一项目在1962年完成，并出版了《公民文化》（1963）一书（The Civic Culture）；1958年开始由派伊主持的对缅甸进行的调查，由此而出版了《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2年）一书（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d）；阿尔蒙德与科曼还依实地调查写出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一书（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等。
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盛极一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不仅增强了美国海外企业、跨国公司对外国政治的广泛了解，而且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阿尔蒙德、派伊等人都在美国政府或军队研究机构兼职，有的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
总之，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是与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直接相联系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服务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决策的需要，没有美国二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外扩张的战略态势，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盛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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