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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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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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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逾50周年。尽管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宣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但在此后50年间，从农村起家并通过发动农民而赢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实仍然常常将农村作为自己上演一出出革命大剧的舞台。
本文无意于全面论述50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我们只关注这50年间，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参与新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及在其间活动的状况。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因很简单，除了这10余年来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引发了中外学者的诸多相关研究，而且在于农民是中国主要的人口构成，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50年间民主建设的轨迹与现状。
一、概念、分析框架与研究个案
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1949年前，"农民翻身、当家作主"就是共产党动员贫苦农民投身中国革命的一个响亮口号。不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就以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发动了大批的农民汇入自己的革命洪流中去，并在解放区建立了大量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参与各类政治事务，而且在30－40年代就尝试过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不识字的农民中实行的"蚕豆选举法"[2]，或许可以视为现今盛行的村民选举的"序曲".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的经历以及中国农村的民主进程，现已成为海内外社会科学家的关注焦点之一。在国内，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著述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农村和农民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3]在海外，从英国记者克鲁克夫妇40年代在晋冀鲁豫边区十里店村对农民民主选举的观察，到近年来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中国农村民主进程发展的整本著作如《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静悄悄的革命》的出版，这一主题的研究同样构成了汉学家们探索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努力之一。[4]
面对上述研究及其产生的相当影响，我们试图从新的研究角度和借用新的研究路径去围绕农民政治参与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人都将考察的注意力放在1979年尤其是1987年正式推行村民自治后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前述约翰？伯恩斯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尽管一直将研究的上限推演到1949年甚至民国时期，但这本1988年出版的著作的下限只到1985年。那时，现在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村民自治刚刚初露端倪。同这些既有的研究不同，我们的讨论将涵盖1949－1999这50年，并将侧重对其间的前30年和后20年作一番比较。我们将采取的分析框架是现在十分流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将考察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架下所展现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用魏昂德的话说，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对权力的运作研究。[5]这一研究视角的运用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家们最早用它来考察那些与欧美民主政体不同的国家如前苏联及东欧的政治与社会体制。这样的视角和其间使用的概念体系，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描绘出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真实的互动关系，包括当时初露端倪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关系。受苏联、东欧研究的影响，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开始使用同样的视角和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从那以后，在有关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中，形成了这样几种前后继替的观点：（1）国家控制社会。这一观点以傅高义和Schurmann 为代表：前者在《共产主义的广州》（1969）中，着重讨论了共产党人是如何建构起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的政治体系的；而后者则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1971）中提出，在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新国家产生的同时，瓦解了原有的传统社会。（2）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这一观点以赵文词和VivienneShue为代表：前者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和权力》（1984）中，通过对村干部行为的描述提出，在中国不仅社会为国家所改造，而且国家本身也深受中国社会尤其是其中的传统的影响；后者则在《国家之所及：中国人躯体政治的延伸》（1988）中，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演变的考察，描绘出一个国家和农村社会逐渐重塑对方的过程。（3）社会改造国家。这一研究思路的出现同所谓"市民社会"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后一种理论的影响下，自80年代末起，西方汉学家们开始探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在1989年前后，学者们的兴趣集中在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民众运动上；此后则逐渐转移到以农民政治参与为代表的"草根式"民主之上。[6]
尽管在1949年后的50年中，偌大个中国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全部变化并不都能归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题之下，甚至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力可能都来自于这种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如经济的改革与重组），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从这一视角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这是因为：（1）农民的政治参与直接涉及权力及其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运作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很难找到更好的分析框架。（2）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尽管现有的研究似乎已穷尽可能有的路径，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单以前述第二种"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观点为例。确实，无论是赵文词，还是Vivienne Shue ，再或是我们这里没有专门提及的魏昂德，都像我一样，认定国家在控制基层社会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后者的影响。[7]但是，我们的观点起码与他们有两点不同：其一，社会不仅可以对国家施以悄然无声的影响，也可以对国家施以暴风骤雨般的重构；其二，社会对国家施以影响或重构的资源不必源于旧有的传统文化，也可以源于新的革命信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促使我们仍然选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去描述以往50年来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在这里，"国家"自然指的是中央政府及其管理者，但是，即使在中国这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家也常常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不仅中央和地方有可能存在着戴慕珍和邓正来所说的利益上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知识体系和行动层面上的不一致，[8]即使是中央政府本身由于存在着党和政府两条体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离的可能，这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国家对应，"社会"或者说"农村社会"则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的人群共同体的总称。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小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自治村"是这些人群共同体的边界，[9]或者说，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主要是在这里发生的。
和国家与社会一样，"政治参与"也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个概念。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很少有人交代这一概念的确切涵义；但在英文文献中，如约翰？伯恩斯所说，"政治参与被界定为个体公民旨在影响公共事务的活动".[10]由于将政治参与限定在这样的意义上，在前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一书中，他对1979年前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接触（反映情况）、写控告信、上访、请愿、大小字报、游行示威以及行贿等个体化的政治行为上。但是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在缺乏个体自主性和民主传统的中国农村，即使在国家和农村社会利益冲突最为尖锐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类自发的个体行为就全国范围而言仍不算普遍；而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农民参与的政治行为则比前者要广泛得多，即使在当今的村民自治中也是这样。如此，我们认为，单就中国农村而言，起码有必要划分"自主的"和"非自主的"（或"经由动员的"）两类政治参与。并且，一者考虑到后一种政治参与构成了50年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主体，二者考虑到约翰？伯恩斯已经对毛泽东时代的前一种政治参与进行了相当详致的研究，所以我们的研究更关注于后一种政治参与。
本文的资料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源于作者本人在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从事实地调查收集到的档案材料、政府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访问记录。1995－1996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我在那里进行了前后长达一年半的调查；[11]1998年底和1999年初，为了完成本文的写作，我又先后两次前往周庄收集资料并观察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其二源于不同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文件，以及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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