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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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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化”这个主题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好的概念框架，单纯从某种特定的视角（文化的，如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政治的，如左翼、右翼）来看待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程，是难以读懂这一段历史的。“现代化”这一概念框架则有助于加深对许多历史事实的理解，甚至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的种种迹象本身也可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来分析。
无论承认与否，现代化已成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本身却遭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的一个主要观点便是，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取向有着把特殊的历史经验推广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的嫌疑。在实践中，现代化也很容易受到同样的攻击——“西化”、“全盘西化”或是“与国情不符”。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的确有着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是使用筷子还是使用刀叉来吃食物，这当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现代化也不意味着这类事情。不过，通过某种有效率的组织方式生产与手段来解决作为生物的人的生存问题，建立一套能整合、凝聚社会成员的文化思想体系，这些都是一个社会所不能避开的问题。并且，各个社会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大致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化的西方中心取向实际上倒意味着在现代的技术手段与组织方式的条件下中国能更好地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无疑，政治（特别是国家领域）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之一。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中也会包含一些共同的因素。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这些普遍因素中的一个——国家力量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增长——作一个简要描述，并用中国的事实进行对照和检验。 二政治现代化的两大命题：与强大的国家民主化
简要地说，政治现代化包括两大命题：①就国家方面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增长、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②从社会方面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增长，它对政治体系的参与与影响的扩大，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化。
这两大命题隐含于许多相关著作之中。阿尔蒙德明确地提出了这两个命题。他认为，政治发展指的是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他把政府的能力（或权力）与人民参政情况（民主化）这两个方面视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四个主要变量中的两个。前者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取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以及政府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犯罪，管理交通等），后者指的是社会普通成员参加政府决策的程度。“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值得注意的是，阿尔蒙德指出了政府能力的优先性，因为“要人民参政首先必须政府具有能力。如果没有办事的方法，参与办事也就毫无意义。”［1］
S·亨廷顿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威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的强调也是同样的意思。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权威的合理化和参政的扩大化。［2］ S·艾森斯塔德与C·布莱克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的强化以及广大阶层对政治中心的参与、支持和民主化［3］。布莱克指出，国家对民众的直接面对、私人或地方活动领域中国家权力的进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公民对国家的承认、大众的政治参与，这些都是政治现代化的内涵。［4］
国家能力与现代性存在着一定的正比关系。一般说来，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带来的是更高水平的国家能力。在现代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由分离走向结合。历史上存在着许多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如魏特夫笔下的“东方专制主义”），但是这些前现代的专制权力，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这就像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虽然它随时可以给社会的任何一部分以致命一击，但它一般是不与社会平面相接触的，更谈不上这个政府深入溶化到社会内部去以在社会各处建立权力关系。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但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却是极其微小的。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才逐渐深入渗透到社会各个部分、各个领域中去，并最终与社会统一，在社会内部建立起权力关系。
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结合一方面表现为国家权力、效能的扩大与增强，对社会控制、渗透的加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社会对国家控制力的上升，各社会集团对政府的参与水平和影响的提高。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作用与反作用同时存在，最终实现和谐 。国家调控、管理能力和对社会动员水平的提高与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共同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总的看来，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存在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互相对立的问题。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传统的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关系将面临着新的调整。
国家能力的强化本身是以社会为目标的，事实上将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的扩大和对社会的渗透、同化，只不过是在过去未曾纳入规范化调节的领域中建立起新的正式权威（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论述社会权力的国家化时还要谈到）。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削弱，而只是加强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制度化和有机化的程度，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考虑一下市民社会这个论题。市民社会处在国家范围之外，但是，马克思把国家从市民社会之中分离开来——国家建筑在市民社会之上。而黑格尔则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视作进化的系列，没有国家就不存在市民社会，国家代表着市民社会所不能实现的目的。这样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事实上，国家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市民社会也到处为国家所塑造、影响，二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共同形成的。 三从传统到现代：国家力量的增长
由于结合的松散性、权力连接的不严密性，传统社会实质上是部分化、片断化的，政治中心的有效行政范围，政治机构的成员对社会的统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现代社会情况就完全两样了。政治体系统治、控制能力的扩大，对社会各部分影响的增强，以及社会的有机整体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权力中心化、集中化的结果），这些都意味着政府力量的增长。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这种力量的增长：①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中的非正式权力逐步收归国家所有，成为一种正规化、系统化、统一化的公共权力；②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监督与控制日益加深，权力的操作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发生影响，国家权力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化、生活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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