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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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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农民流入城市速度加快和滞留时间延长，国内社会学界对他们的研究日益深入，关注点发生了转向，更多地开始对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职业、社会生活现状及其未来走向进行深描，研究目的也从单纯的对策性研究转向结合有关理论的探讨。
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流动者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现有研究多持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着眼于国家政策，尤其是土地承包制、户口制度的微调、市场经济激活使农民有可能走出封闭的乡村，成为自己劳动力和资源的主人；对流动者流入城市后的研究，也多强调他们依靠亲友、同乡等非城市社会的关系网络来谋生，至多是利用城市官员来获得特殊利益，同时对城市社会的种种制度、形形色色官员是尽可能不发生联系或「逃避」，形成某种意义上的「非国家空间」或「市民社会」1；对流动者的未来走向，则多强调国家制度尤其是户口制度及附着于其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惯性。
同时，对流动者与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市场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多是指出他们流入城市后通过市场中介获得生活必需，其它研究方向涉及不多，尤其对市场化、对流动者未来走向似乎没有──即使有也是在行文中暗含一种较为乐观的态度。
正是在这一阅读背景下，笔者试图介绍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的《在中国城市争夺市民身份：流动者、国家与市场逻辑》一书，寻求进一步研究的启迪。该书研究资料除政府报告、学术期刊、新闻报导等文献外，主要是作者90年代初对中国六个大城市（天津、哈尔滨、武汉、南京、广州、北京）的城市官员、学者、50多个流动者的150个小时访谈。研究关注的时段是1983-96年。
二
在该书「引言」部分，作者就写到：在城市居民和官员的眼中，流动者是外来者、无根的非市民、流浪者，像漫无目的、漂泊不定、不祥的洪水一样，持续地、不合适地、无控制地涌进城市。同时，市场因素的进入持续稳定地榨取着原社会体制的精华，为农民流动提供了可能，但市场化具有双重效应，它同时加重了农民流动给城市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流动与市场最初都是国家高层官员有目的激活的，但它们随后表现出的力量却与长期附着于计划体制的城市居民期望、政府权力发生冲突。虽然他们也能认识到流动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其心态是复杂矛盾的。从而，这些流动者遭受着缘自流动和市场带给城市居民不利影响而产生的种种歧视。
在这一背景下，该书不仅仅讨论农民流动的原因、机制和结果，而更多集中于城市社会中流动者、市场逻辑与城市居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复杂冲突。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伴随逐渐深化的、城市居民不适应的市场经济的来临，政治性社区之外的流动者并不能轻易获得市民身份（citizenship）（页1）2。
全书可分为「引言」、「结构」（structure）、「行动」（agency）和「结论」四大部分。在引言部分，作者介绍全书主要论题，并探讨了「市民身份」和「市场逻辑」两个关键词。作者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包含了与研究相关的将农村与城市相割裂的三个强有力制度：以户口制度为中心的排他的、国家控制的迁移政策；等级序列的城市政府机构；官方登记的、先赋性的城市居民享有特别待遇的计划体制与定额制度（页11）。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在「结构」部分的第2-4章中，讨论从建国后就给予城市特权的三项制度，如何使流动者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资格享有市民身份的群体。在「行动」部分的第5-7章，讨论了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过渡和流动者的到来又如何重构这些制度。在这两部分同时讨论，制度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市场化和流动者之间如何持续决定着与再决定着其它因素。
第2章概述了从帝国时期到目前政府对地域性流动的管理，表明改革前的近30年，虽然赋予农民崇高的政治地位，但为完成工业优先、城市中心的发展战略而通过严格户口制度、强制性的粮食征收制度，拒绝将农民吸纳进城市，将其变成一个先赋性的下层阶级乃至贱民和工业后备军。改革后，国家只在很小程度上调整了改革前事实上将农民排除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的政策。
第3章考察了执行国家政策的城市政府机构，探讨了流动者与市场如何一起促使制度变迁。随着流动者和市场因素的到来，整个计划体制的效力受到冲击，使不同权力地位、地区和政府机构的态度、行为发生了差异，迫使他们通过市场寻求控制流动者的途径。其中一些机构在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在利益驱动下尽力对流动者的管理、服务、权利及市民资格（如暂住费、蓝皮户口）进行商品化，即以市场化方式来管理和控制流动者。
第4章集中考察计划体制和附着于户口制度之上的福利分配制度。在计划经济即将终结时，城市居民认为，流动者始终是制度过渡及市场化给他们带来挫折、焦虑的真正原因。作者通过公共产品具有竞争性与伸缩性的特点，重点讨论了市场与流动者对习惯性享有福利保障的城市居民的影响，尤其是就业、城市服务、公共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影响，认为在这些领域流动者很少与城市居民发生竞争或冲突。
该书的「行动」部分分析的是作为能动者的流动者，每一章对应于「结构」部分的各章。第5章考察在激活市场经济和允许农民流动的情况下，农民为甚么离开、如何离开、对流出地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理性的，而是受着种种阻碍与约束，因而也就难说仅市场化这一因素就能促进他们获得市民身份。
第6章讨论流动者如何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作者认为，以劳动部门对城市居民进行工作安排为特征的正式劳动力市场，迫使一些流动者开辟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使城市劳动力市场复杂化和市场化。作者主要考察了建筑业、制造加工业、褓姆、自营就业者、衣服加工业、乞丐与捡垃圾者六种职业的劳动力市场。
第7章探讨处于城市公共产品分配体制之外的流动者，如何创造新的内部差别极大的生存方式。生活所需的市场化提供了他们的生存途径，同时市场化促使非官方组织或群体的出现。依据各自社会网络和职业特点，他们建立了存在极大差异的生存方式，而这改变了城市社会原有的单一画面。
第6、7章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初期，被国家制度排除在外的流动者如何参与到重构城市社会规则过程之中；在由市场化所导致的城市空间中，流动者如何对具有排外性的官方所定义的市民身份构成挑战，或者按特纳（Bryan Turner）的话说，流动者的出现如何对改革前就存在的市民身份归属的高度限制性及分配的习惯性模式构成挑战（页14）。
「结论」部分讨论了未来流动者市民身份的可能形式、市场化和流动者的市民身份争取或赠予间的关系。作者对市场化影响和决策者意愿促使流动者获得市民身份并不乐观。虽然市场经济给流动者提供了充当市场社会到来的先驱与表征物的机会，但他们最多是准市民。研究结论是，流动者与市场一起塑造着不同于国家设计的原初意义上的市民身份；当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改变着流动者的同时，流动者也在改变着这些制度；但在上世纪即将结束时其前途仍不明朗，最终结果仍将取决于国家的决策（页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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