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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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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会承认，中国社会在近20来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是社会转型而非政治转型。同样，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深刻分化。改革、开放刚启动时，人们的立场、情绪可以用「咸与维新」来形容；而现在，任何稍具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都不会毫无保留地肯定现状，人们重新深刻地思考改革的目标，思考社会转型的含义和后果。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发展到今天令人不满的地步，知识界不能负主要责任，甚至没有多少责任，因为知识份子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起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知识份子对中国社会变迁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是否为营造一种恰当的政治文化尽到了责任，对此问题是应当反省和检讨的。
一 政治文化缺课的改革
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比前苏联低，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大不如苏联，当赫鲁晓夫（Nikita Kruschev）迈出改弦更张的第一步时，中共作出了猛烈反应，但在7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决心之大，步伐之快，不但令世界瞩目，还令世界吃惊。这是为甚么？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摧毁毛派政治集团「四人帮」的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原先的路走不通了。中国以一场浩劫为代价，得到一个告别毛泽东主义、告别毛式社会主义的机会。但中国并没有把握住这个契机，或者说，中国有志之士抓住这个契机的努力没有成功。中国在文革劫难中付出的代价之大和之后收获之少，恰成鲜明对比。
可以和德国（这里指西部）经历了法西斯统治这场浩劫后发生的巨变作一对比。德国战败后，大量的兽行与惨剧被揭露，一方面德国人痛定思痛，另一方面却对西方战胜国强加的宪政民主体制隔膜甚至反感。德国如果要新生，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殊为不易，战胜国的军事占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德国知识界的历史感和深刻性也是重要因素。德国知识界为营造新政治文化一直艰苦努力，从阿伦特（Hannah Arendt）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们始终坚持彻底批判法西斯主义、深刻揭露其根源的政治生活，终于使得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维护人权与和平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
中国经历浩劫之后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既没有外力强制，中国知识界的自觉程度和主观努力也不够。就新的政治文化建设而言，中国思想界在70年代末面临着一个极为艰巨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彻底清算毛泽东主义，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专制性质，探讨文革得以发生和酿成大祸的制度性原因；清算「镇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等各项政治运动反人性的本质和对全民族的伤害；清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危害，总结其教训。在批判、揭露、探索的基础上，应该形成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使得曾经遭到极度否定的人的价值和权利──信仰和思想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个人安全和尊严的权利、结社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等等──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石。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将知道自己的权利和服从法律的义务，将对任何专断的倾向、侵犯人民权利和削弱法律权威的倾向警惕和斗争。但是，这种政治文化并未形成。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从当权者的立场看，中国的改革大致是成功的。改革20来年，中国经济有举世瞩目的增长。虽然贫富差距极大增加，下岗工人的示威请愿不断发生，但政府有力量弹压。更重要的是，干部队伍和其他各行业中的一些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应当承认，现在中国社会上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中，愿意挤进统治阶层和愿意用不正当或正当手段发财致富的人，远远多于愿意为社会正义努力的人。如果社会上最有能量的人多数肯定现状和安于现状，并有条件发挥他们的能量，那么这个一党执政的体制是安全的。20来年转型和变迁的最大特征，是统治的维持不是靠意识形态而是靠既得利益，是革命党正在转变为执政党。统治者丧失了道义优势和士气，但统治机器凭借巨大的惯性仍能运转。
中国的改革是由中共领导层中较有远见的少数人发动和主导的，改革固然有利国利民的一面，但改革的根本目标与其说是救国救民，不如说是救党。这个目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表达是「一切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即政治上不要有变动，一党执政的局面决不要变。显然，改革20年一手松（经济）、一手紧（政治）的局面始终未曾改变。80年代中国新政治文化的建设有其曲折的道路，我将在下一节分析。但1989年后，中国一直处于一种「改革的停滞」或「停滞的改革」状态，权贵式改革的成功和当权者扼杀、压制中国新政治文化的成功完全一致。所以，到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的今天，中国的新政治文化建设仍然是一个需要大力启动的时代课题。
二 新的政治文化为甚么没有形成？
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末，中国似乎很有希望产生新的政治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人们认识到了毛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的彻底破产。不但激进的毛派份子「四人帮」被打倒，温和的毛派、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也逐渐失势，一种新的、以反专制为基调的政治文化氛围开始形成。掌权者全是在文革中受过毛的迫害或打击的人，他们不想再有文化大革命，也打算总结经验教训。
1979年，希望达到最高点，对毛的揭露、批判不断升温；张志新事件被披露，标题为〈谁之罪？〉的文章开始从制度层面追究和分析。「西单民主墙」不但得到容许，而且得到赞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很有实力的民间思想家，其中《沃土》的主笔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政治哲学谈起，剖析专制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后来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论言论自由〉。这些人曾寻求过当时在体制内有一定地位、在社会上有相当号召力的知识界领衔人物的支持，但这些大人物未予重视，他们显然不理解新出土的思想幼芽的意义，仅热衷于自己「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或「为民请命」的工作。
在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势头很好，体制内的理论精英济济一堂，对毛主义的批判越发深入、畅所欲言。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思想解放过程戛然而止，「四项基本原则」定于一尊，一切思考和探讨的道路都被封死。这表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毛主义者，他们可以批判毛的某些路线、方针，但决不容许批判毛的政治原则，毛缔造的政治制度。《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炉，成为政治理论问题的标准答案。它固然是各方意见妥协的产物，也包含了一些批毛的内容，但它的本质是维护广义的毛主义，阻止对政治制度及其原理的思考和批判。
70年代末期体制内形成新的政治文化的努力受挫，并一直受到箝制和打压，这种努力就由体制外的学者在社会上继续，这是理解80年代「文化热」的钥匙。80年代的「文化热」有双重含义：一，它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政治诉求转向文化，它不再具有塑造新型政治文化的直接性；二，在泛化和淡化的同时，它的政治诉求具有深化的优点。体制内理论家虽然有道德勇气，但他们的眼界相当狭隘，知识结构功底在马克思主义方面。中国要形成新的政治文化，需要从头做起，需要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学统，需要在近代经典学理和当代新兴思潮两方面补课。
既然不可能正常地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应该责备80年代知识界失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当时思潮的疏理和检讨，以利于将来的发展。
在80年代中前期，按体制内思路活动转到体制外继续从事启蒙的人，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大旗，大谈异化，其中学养最深的人已经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反思和批判黑格尔哲学，主张「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这是因为他们难能可贵地看到了康德哲学中政治自由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黑格尔思想中的专制因素颇为丰富。但是，他们在德国古典思辩哲学中停留得太久了，为挣脱传统思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如果他们熟悉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内容，本可以更快地越过这一阶段的。
有更多的思想派别、学术集团、文化山头并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哲学的背景，他们有的大力吸收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力图在世界观、历史观方面有所突破和建树（这种努力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旧政治文化的核心）；有的全面、系统引介二十世纪西方人文思潮，目的是为重新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当代世界，从而为深刻理解中国提供参照和学养；有的突破中国人对「文史哲」的传统偏好，引进人们不熟悉的，但对营造新的政治文化极为必需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即使是以恢复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常研究为己任的学人，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具有为营造新政治文化打基础的意向。这种种工作的意义在90年代开始显示出来。
对这些体制外的迂回努力和基础性，我想仅从新政治文化建设的角度简单评论几句。「文化热」的思想学术成就巨大，但似乎在形而上的维度上着力过多，对精神和文化的偏爱大大超过对制度安排的探索；人们追求深刻性、基础性、系统性，而对现实性、直接性较少焦虑。有人曾说过，中国人热衷于「形而上」和「形而下」，就是对「形而中」不感兴趣，80年代的显学是美学，宗教伦理学也大行其道，似乎在重走心性之学、「先内圣然后外王」、「改造国民性」的老路。其结果是，当社会风潮突起之时措手不及。
当然，不能以政治文化为唯一尺度，大多数学者并不以此为己任，他们在自己喜爱的领域工作并获得成就与影响，决不能说他们领导潮流不力。但改革风潮中思想文化界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素养不够，未能尽到自己推动新政治文化产生的责任，却也是不争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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