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判断如何可能？——简述汉纳·鄂兰晚年作品的关怀 |
|
|
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在职教育交流中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21 |
|
|
汉纳·鄂兰（1906-1975）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极权主义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开始成为政治学界瞩目的对象。其后《人之处境》（The Human Condition）、《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以及《论革命》（On Revolution）接连付梓，更奠定了她在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地位。[1] 但是，一九六三年她把观察艾契曼审判（the Eichmann Trial）的心得发表之后，却引起轩然大波，不仅严重斲伤她与许多犹太挚友的情谊，也令人怀疑她对政治恶行（political evil）的解释是否得当。艾契曼是纳粹时期替希特勒执行消灭犹太人政策的主要军官之一，战后逃离德国。一九六○年以色列情治人员在阿根廷绑架了艾契曼，将他遣送回国接受审判。鄂兰自告奋勇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的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审判过程。她把这件事情定位为「自己对过去所应负起的责任」，希望藉由亲眼目睹刽子手的受审与伏法，治疗多年来心理上难以释怀的被迫害创痛。[2]
然而，鄂兰的报告除了指责艾契曼的罪行，也提到当年若干犹太团体自干「配合」纳粹的灭族计划，以致希特勒的政策推行得更为顺利。这种「矛头对内」的批判当然激起许多犹太人的愤怒，使他们纷纷与鄂兰断绝来往。但是更严重的是，鄂兰再三强调艾契曼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生性邪僻、无恶不作的魔头，而只是一个平凡无奇、近乎无趣的人。换句话说，艾契曼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根本未加思考。鄂兰以「缺乏思考、麻木不仁」（thoughtlessness）来形容艾契曼的政治罪行，引起许多犹太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类似种族灭绝这种大灾难不可能不来自深刻的罪恶（radical evil），而鄂兰竟然说这种罪行出于「平凡无奇」的人。
在艾契曼审判之后，鄂兰觉得有必要深入探讨政治罪恶的来源。她尤其想知道：人们内心的世界是如何运作？如何形成对政治事务的判断？或者反过来说，人们内心是如何建立善恶行为的判准，从而对外在的政治行动形成一种规范的力量？鄂兰对这些问题的反省，使她写成了〈思考与道德衡量〉（"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七三年秋天，稍后成为《心灵的生命》一书的基础。在这篇文章里，鄂兰肯定「人是一种会思考的存在」，人有思考的倾向与需要，而思考并不等同于智识能力或认知，它是我们内心一种「无声而孤独的自我对话」，它所要问的是「意义」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失去思考的能力，就变得不会反省自己的行为，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内心有无冲突矛盾，也因此「不会在意犯下任何罪行」[3]。
等到鄂兰撰写《心灵的生命》时，她进一步把内心的活动区分成三种：思考、意志与判断（thinking，willing and judging）。她说思考是一种遁离现象界，回归内心深处的「二而一对话」（the two-in-one dialogue）。人在独处静思之时，会感受心灵内在有另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不断与另一个自我讨论白天所见所为事情的意义。如果一个自我把外在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带进来，藉以合理化当事人的行为，则另一个自我会不断质疑检讨。只有当两个自我获得和谐，赋予一个行为同样的意义，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下去。反之，如果两个自我发生严重冲突，那就代表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可能不知道该行为是否正确，也可能明明知道行为不对，却眛着良心做下去。因此，「思考」本身是一种具有强大「自我摧毁」作用的心灵活动，它不接受任何既定的道德规范，只要求自我内在的和谐为一。用鄂兰的话来说：「它能将所有既存的准则、价值、善恶尺度等（简言之，就是我们伦理道德行为的习惯与规则）统统撼动、摧毁」（LM1：75，88，174-75）。
鄂兰认为，虽然思考具有一种摧毁既有价值规范的作用，但是放弃思考却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当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意义不加以深思，而完全接受社会通行的规范，则日久必然变成「缺乏思考、麻木不仁」，就像艾契曼在纳粹政权下的情形一样。表面上这种人的行为符合自己所处社会的普遍规范，但是这些规范从来没有经过自我内在对话的严格究诘。因此当纳粹掌权时，他们依纳粹的价值观过日子；而当纳粹垮台后，他们也可以不加思索地接受盟国所加诸的新规矩。鄂兰认为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宛如行尸走肉，是所有政治罪行之所以可能的前提（LM1：175-77）。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鄂兰在《心灵的生命》中，仍然延续了她在「艾契曼大审」时的看法。她仍然认为「欠缺思考」是恶人之所以为恶的主要原因 —— 恶人不顾自己内心的自我对话，不怕自己遭受另一个自我的谴责，因此才会无所不为、了无悔意。可是，思考既然只能消极地阻止一个人为非，那么我们积极行动的心灵依据又是什么？固然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极端情境中，思考所导致的「有所不为」本身也可以视为某种积极的行动，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个好答案。因为在具体而特定的环境下，人们需要判断政治行动是非的依据。由于思考通常关注的都是普遍性的概念，如「正义」、「善」、「自由」等等，它不见得能针对特定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样做符合正义」、「这样做才是善行」。对于这种特定行动的决断，我们必须仰赖另一个心灵活动的作用，那就是「判断」。
关于「思考」与「判断」的关系，鄂兰曾经以「意识」（consciousness）与「良知」（conscience）加以形容。她说：「如果思考 —— 亦即我们内在无声的对话 —— 体现了我们意识中同中有异，一分为二的情境，从而产生了良知这个副产品；那么判断 —— 所谓思考解放作用下的副产品 —— 可以说实现了思考活动，使思考得以在现象世界中彰显出来」。「思考」先以普遍概念的反省淘汰掉所有禁不起检验的意见，包括各种价值、教条、学说、或信念；然后再释放出「判断」的能力，使之针对特定具体的情境，帮助一个人做出正确的抉择。因此，思考本身的政治性有限，它是透过判断才得以让我们感知它在现象世界的作用。而判断则是十足的政治性心灵活动，它不像思考，不必引用任何普遍法则来决定特殊事例的意义，而可以直接成为我们政治行动的依据（LM1：191-93）。归根究底，思考最多只能阻止我们误入歧途，使我们知道有所不为；但是只有透过判断，我们才能与他人积极互动，对政治行动的是非善恶形成明确的判准。
《心灵的生命》第一卷讨论「思考」，第二卷讨论「意志」，但是在第三卷「判断」尚未动笔之前，鄂兰就因心脏病发作而猝逝。研究鄂兰思想的学者一致认为，这未能完成的「判断」问题是鄂兰思想体系极关键的一部分，由于缺了这个「结尾」，三种心灵活动之间的关系不易厘清，而行动与判断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扑朔迷离。但是论者也同意：鄂兰晚年在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及芝加哥大学所讲授的「康德政治哲学」基本上就是处理「判断」的问题。虽然这份讲稿并不足以表达鄂兰对判断问题的全部见解，更不能取代她原先可能写成的书，但毕竟还是我们揣测鄂兰思想最可靠的资料，本文以下即根据这份讲稿来分析鄂兰政治判断的理论。
鄂兰认为判断力是人类极重要的一种心灵能力，但是思想史上处理这个问题的人却很少，她之所以以康德为建构判断力问题的主要凭借，乃是因为「在西方的大哲学家中，康德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把判断力当成基本的心灵能力来处理的人」（LM1：95）。鄂兰自己预测她以《判断力批判》来诠释康德的政治思想，将会遭到两个主要的质疑。首先，人家认为康德从来就没写过所谓政治哲学，而鄂兰的取材又是他晚年的作品，这是否真的能代表康德思想，实在不无疑问。再说，以《判断力批判》（而不是以《实践理性批判》或《道德形上学导论》）去诠释康德的政治思想，恐怕有人会认为文不对题，因为《判断力批判》基本上是关于美学欣赏及品味判断的问题，并未涉及道德的是非善恶（LK：7-9）。对于前一问题的答复，鄂兰指出，政治（或者说判断）的问题始终是康德的主要关怀，他的前两个批判（指《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甚至可看成是第三批判的铺路工作（LK：9-10）。至于后一个问题，鄂兰认为政治判断与美学或品味判断都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是主观意见的交换、沟通、说服，而不像科学真理那样强迫人非接受不可；就此而言，它们的共同基础是我们所拥有的客观「世界」，以及人人对此世界的热爱（PF：222-3）。
鄂兰认为《判断力批判》的主题 —— 诸如「特殊的事物」（the particular）、「判断能力」、以及「人的社会能力」（the sociability of men）等 —— 都是极具有政治意义的课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实践理性所能处理。「实践理性只会推理，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与意志一致，就像意志会对我们发号施令，它也是以命令的方式对我们设定种种法则。然而判断则不然，判断是出于一种沉思的、无所作为的欢愉与喜悦」（LK：14-5）。由于鄂兰认为政治基本上并不是订定普遍法则的工作，而是针对特定情势的衡量与决断，因此政治与实践理性无关，反而与美学判断有高度的类似性。
我们现在可以谈「判断」的特性了。鄂兰认为：「人类的判断既不是由归纳得出，也不是由演绎推得；简单地说，他们与逻辑推演完全无关」（LM1：215）。我们在上文已经讲过，由于思考处理的都是普遍性的对象，因此当它要落实到充满特定事物的现象界时，就会发现必须仰赖判断的帮助。换言之，连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乃是判断（LK：36）。但是「判断」有两种，一种是「断言判断」（determinant judgment），一种是「反省判断」（reflective judgment）。前者是以三段论式的模式将特定现象涵盖于普遍律则之下，从而确认该现象之意义。譬如我们先有「桌子」的观念或先验图示，然后见到一张桌子便能辨识其为桌子。这种判断方式属于逻辑演绎法的一种，不是鄂兰心目中所认可的判断活动。至于「反省判断」，其运作方式与「断言判断」正好相反，是从特殊现象本身抽绎（derive）出足以说明自己意义的规则。譬如我们看到一朵艳丽的玫瑰花，情不自禁的惊叹「这是一朵美丽的花」，其美丽正是来自这朵花本身，而不必依靠任何先验的「美」之观念。在反省判断中，「一个人确实是从特定事物本身直接掌握到某些普遍性的成分」（LK：83），其运作方式与一般科学知识的累积法则完全不同。鄂兰认为，不仅美学及品味的判断属于反省判断，就是政治行动的是非善恶也是以这种「由特殊见其普遍」的方式来建立评量的标准。
反省判断要能够运作，一个人必须先学会如何透过「想象力」以扩大自己的心胸。鄂兰说反省判断不需要先验性的普遍规则，并不表示我们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独特的品味与意见，视之为唯一有效的判准。相反地，主观的品味选择必须先在内心历经一番假想的讨论，然后才能公诸于众人之前。内心的假想讨论可以降低我们主观品味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使我们的品味宣称获得比较高的普遍性，从而对他人具有较多的说服力。就此而言，判断有点类似康德所倡导的「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康德曾经说，只有当我们扩大思考范围，将其它人的想法也纳入考量，所谓的「批判」（critigue）才有可能。一个公平的批判必须尽量设身处地，从众多他者的立场来了解争议中的问题，如此尽管我们最后并未接受他人之见，却能使自己的判断更近乎公正。[4]
除了「扩大心胸」（the enlargement of the mind），判断还要求一个人善用其「想象力」（imagination）。想象力能够「使不在眼前的东西浮现于眼前，使客观知觉的对象转变成内在知觉所体验的对象」（LK，42-43，65）。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那么即使我们外表上是独自在进行批判思考，实质上却能神游于众人共处的空间，而达到康德所言「世界公民」的情境。由于我们透过假想的讨论降低了主观判断的偏狭性，因此判断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公正性」（impartiality）与「普遍性」（generality）。我们考虑的观点越多，判断的普遍性就越大，同时我们从一个特殊现象所要抽绎出来的规则也越有效力。
人们也许会质疑鄂兰以美感判断比拟政治判断有所误导，因为政治固然讲求不同意见的沟通与协调，但美感品味则极为主观，有时几乎毫无讨论余地。鄂兰认为这是我们对美感品味的误解。在她看来，品味绝非纯任主观、抗拒辩论。在选择一种品味时，我们事实上经历某种「以他人为导向」（other-directedness）的心理过程，从而降低了品味选择的唯我性或任意性。鄂兰引述康德来证明这个论点，她说：
康德似乎很早就察觉到，在我们看似私密而主观的感知里，存在某种并不主观的成分。他以如下方式表达这个发现：……「人如果不能与大家共同分享其感受，将不会对一个客体满意」；「如果我们的品味竟然与大家不同，我们会感到羞愧」；甚至更极端地，「在品味经验中，自利主义（egoism）可以被超越」；也就是说，我们会变得「善体人意」（considerate）。我们必须克服自己特殊的主观条件以迁就他人（LK：67）。
|
|
|
|
| 【声明】本网站刊载的资料由网友提供分享 资料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表示本网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网友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姓名及出处。如有侵犯到您的版权,请与我们联系 |
|
|
|
|
 |
相关论文 |
 |
|
|
|
|
|
|
|
网友评论： |
|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 |
|
|
|
|
|
|
|
 |
早上8:30-下午5:30 |
 |
全国客服热线: 010-84639241 |
 |
客服QQ: 10015411 / 173799180 |
 |
客服Email: edufo@163.com |
| |
QQ交流群： 5379191 / 537155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