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场以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结社革命”正在全球范围悄悄展开[①]，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社团研究兴趣倍增。中国是否也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如果要说现在的结社革命是全球范围的，那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重要。有些国外的评论家常假设中国的结社活动并不活跃[②]。但事实上，中国的情况的确和世界潮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退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元，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中国人也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现在，中国拥有数量繁多、种类多样的社团。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除了一些笼统的数据，我们对中国的社团版图知之甚少。因此，本文将尝试着勾勒出中国社团活动的规模、范围和结构，一方面为全面描述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提供可靠、客观的信息，为更深入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可能。

　　1990年代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已经吸引了不少中外研究者的关注。

　　“民间社团”是这些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些研究中，有的集中研究某一类社团，如工会[③]、商会和专业社团[④]、学生社团[⑤]、休闲团体[⑥]、以及基金会[⑦]；有的以一个乡镇或城市作为个案[⑧]；也还有的研究社团总体变迁[⑨].这些研究资料丰富，充满洞见。放在一起，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团丰富多彩的图画。

　　然而这些文献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他们的理论兴趣都集中于探讨民间社团的发展是否预示着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视角强调社团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用严格的“公民社会”概念观察中国的社团难以避免“削足适履”的风险。正如裴宜理所言，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无助于解释中国的社团活动[⑩].在概念与现实之间，调整概念以符合现实是更为可取的研究路径。其次，由于公民社会视角的影响，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某些“民间性较强的”社团，尤其那些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 ）”的社团上，而排除了大部分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其他类型社团。最后，以前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如裴敏欣所言，对社团的个案研究很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1].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1990年代出版，或者使用的数据是1990年代早期收集的，但中国的“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常常在论文的墨水尚未干时就不得不更新”[12].因此，为了全面认识中国人的结社生活，有必要更新数据、调整理论、扩大视野。

　　过去十多年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另一个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为理解社团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社团是否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并非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化的组织形式中人们彼此联结的程度有多高。所谓“社会资本”指“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网络中的行动者行动时能够方便地得到并利用这种资源”[13].社团活动被认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载体。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都可以构筑持续的人际关系网络，为成员提供社会资本。因此社团常常被用来测度社会资本[1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私人物品，同时也是一种集体物品[15].社会资本能为个人带来信息、支持、地位、财富、权力和声望。此外，社会资本也有助于民主的建立和巩固。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建立互惠规范、培育相互信任，社会资本有助于推动自发合作，因此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16].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社会可以较少地依赖国家强制力促进合作。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处在社团当中的成员更可以慢慢学会妥协和宽容，培养组织和交流技巧，从而最终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能力，增强政治效能感[17].社团可以培养成员的民主精神，因此常常被视为公民的“民主学校”。

　　公民社会视角强调社团对整体政治形态的“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而社会资本视角则关注社团对成员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内在”效应[18].两种效应对民主的建立、巩固、稳定和有效性都是必要的，但是两种效应的发生条件却不一样。如果社团不独立于国家控制，或不具备政治性，社团的外在效应难以出现。但是，内在效应则不要求社团的直接目标具有政治性[19].这也是为什么托克维尔称颂各种各样的社团都是有价值的，而不论社团是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琐碎的、目标宏大的或狭隘的、规模庞大的或者细小的。托克维尔强调，民间社团对于民主社会的作用比政治社团更加关键。“如果民主国家的公民没有为政治目标而结盟的权利和要求，他们的自主性是容易被损害的，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保有财富和知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培养集体行动的习惯，那其文明本身也会处在危险当中”[20]Verba ，Schlozman 和Brady 也认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根源于基础性的非政治制度当中”[21].Putnam 的表述更加生动，“参加合唱队或者观鸟俱乐部可以教会人自制，并且享受成功合作的乐趣”[22]许多研究都表明，参与非政治组织可以增强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兴趣[23].

　　同样，可以论证社团产生社会资本或“内部”效应，不要求社团是正式的或志愿的，也不要求完全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资本根源于“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关系所构成的持续性的网络当中，——换句话说就是组织的成员关系之中”

　　[24].不论社团是否正式、志愿或者非政府的，只要社团能够形成这么一种网络，随之而来的频繁的人际互动就会成为一笔可贵的财富，使成员和社会从中受益。例如，对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能够减少犯罪[25].Claus Offe 和SusanneFuchs 对德国的非正式组织研究发现，“组织的非正式性并不排斥其为成员间相互帮助和资源共享提供便利”[26]……同样，McIntosh对英国非志愿性组织的研究对一贯偏重志愿组织的倾向提出了质疑。他发现，14－17世纪时活跃在地方社区中的正式组织的成员参与并非完全自愿，甚至有的带有强制性，但是这些组织同样产生了可观的社会资本（既包括内部效应，也包括外部效应）。因此，政治学家过于强调社团的志愿性是没有必要的[27].同样，认为国家发起的或被国家吸呐的社团不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回报的判断也不免过于武断。KennethW.Foster 的研究指出，“社团不一定总是寻求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社团应该是完全‘民间的’，自由表达社会利益，而不受国家支配，这一类看法遮掩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社团是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建立的组织”[28].

　　总之，公民社会的分析框架限制性过强，导致许多有趣而且重要的结社活动被忽略。相反，社会资本视角更具包容性，允许我们把尽可能多的、各种性质的社团都纳入研究视野当中。本文旨在勾勒中国社团的全景图，包括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志愿与非志愿、正式与非正式等各种结社形式。在此，我们采用了广义的社团概念，将它定义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方便，本文依照两个维度对社团进行简单分类，由此得到四大类社团（图1）。本文讨论其中三类，不讨论第四类，即传统的宗族类团体。

　　描述社团数量和多样性看似简单，但却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中国的社团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资料匮乏。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很少专门对社团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统计；即使个别政府机构对社团进行了统计，但也仅限于其业务领域内的组织。因此，社团的数据显得十分零碎。我们尽最大努力从各种渠道汇集数据，如各种专门年鉴、地方志、互联网和抽样调查等。下面数据所勾勒出来的社团版图的确说明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正在中国展开，将如同市场经济的兴起一样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